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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学源 【内容提要】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在魏晋南北朝的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后经不断改造、加工，为我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由其改编的影片、乐曲已成为享誉世界之杰作。其巨大影响产生于它的丰厚民族文化内蕴，1600多年来，其主体部分的精神向度、文化历史指向是一以贯之的，它鲜明地反映了人们求打破传统落后的女性观、婚恋观的理想，赞美了美的爱情和爱情的美。 【关键词】梁祝故事/文化内蕴/精神向度/历史指向 孕育于姚江之滨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1]，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2]，被誉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3]，而且，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梁祝故事与由其改编的戏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小提琴协奏曲是享誉世界艺苑的杰作，周恩来总理曾说：“《梁祝》已成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戏曲，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喜爱。”[4]1954年6月电影艺术大师卓别麟看了戏曲影片《梁祝》后说：“影片好极了!”“就是需要有这种影片，这种贯串着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影片。希望你们发扬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对美的观念。”[5]日本著名音乐家1987年听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后称：“这支曲子是很神圣的。” 上述评述表明：这个故事产生巨大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具有深厚而丰硕的民族文化内蕴。但是，要正确而充分地评估梁祝故事的文化意蕴，必须解决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一个观念问题：典籍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两大板块构成的：典籍文化和民间文化。前者主要代表正统文化，民间文化主要代表孕育和发展于民众之间的非正统文化。民间文化虽然被最广大的民众的社会实践和人生经验强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和极其稳固的民族心态，但由于它基本上是由民众口口相传的，在日积月累的发展中，其内容和形式始终都处于嬗变发展之中，其统一性和凝固性显然弱于典籍文化。典籍文化是以典籍的形式出现的，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推崇，在文化思想史上它总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因之，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研究家们往往十分重视典籍文化而忽视民间文化，看不到它的重大价值，看不到典籍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对立、排拒又相互渗透、融汇的辩证关系。 一般认为，梁祝故事起始于东晋，其后1600多年间，在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人文背景影响下，由单一趋向复合，人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审美观念进行整理、改造，使这个故事情节不断繁富、思想内容也不断复杂化，表现形式亦不断丰富多采，极为充分地体现了民间故事时空的广延性、结构的开放性和内涵的多重性的典型特征。 据清人徐树丕《识小录》记载：“(梁祝故事)《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金楼子》是南朝梁元帝萧绎编撰的。它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早记述梁祝故事的著作，但此书已佚，莫知其具体内容。初唐梁载言的《十道四番志》有“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的简略记载。晚唐张读的《宣室志》载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梗概： 英台，上虞祝氏女也，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同肆业……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乃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鄮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显然，故事是以祝英台为主人公的。其后，民间故事基本上以此为框架，具体情节各有扩充。但至宋，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宋徽宗大观年间，张津编撰《四明图经》，四明郡守李茂诚为梁山伯庙写了一篇记文。记文中说： 义忠王庙，一名 县西十六里接待寺西，祀东晋鄮令梁山伯，安帝时刘裕奏封‘义忠王’，令有司立庙。[6] 《记》中，不但把文学人物和历史人物混淆起来，而且使梁山伯神圣化，说梁母梦日贯怀，孕12个月而生山伯；后山伯访英台告其已许马氏时，竟然说出这样一席话来：“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也!”当英台祭墓纵身入墓后，马氏要开棺，竟有“巨蛇护冢”；并有梁山伯神助刘裕镇压孙恩义军成功，朝廷“褒封义忠神圣王”等情节，甚至说民间有难，“祷之辄应”等等。这位太守强奸了民意，把梁山伯政治化、神圣化、理学化了，其性格被扭曲了，民间文化的基本特征被污染了，整个《记》的风格和思想情感，均与民间故事格格不入。由于严重篡改、背离了民间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所以在以后800多年中，民间流传的梁祝故事基本上排了这些“官货”，显示了民间文化不可抗御的艺术生命力。元代杂剧《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明代冯梦龙的拟话本《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近现代的戏曲名作《英台抗婚》乃至某些地方志[7]，都基本上保持和发展了民间故事的基本情节，以祝英台为第一主人公。就是以梁山伯为主的记述中，也按民间故事发展的基本轨迹，突出了祝英台的主导作用，删除了“生当封候，死当庙食，区区何足论”这类道学语言。至越剧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集民间故事之大成，作了加工、提高，升华为艺术精品。纵观之，其主体部分之精神向度、文化历史指向是一以贯之的、鲜明的，表现、揭示了人民大众要求打破传统的落后的女性观、婚恋观的心理，赞美了爱情和爱情的美，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给人以审美满足和思想情操的启迪。 一、它体现了女性在婚恋中的主体性，对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以后女性的被动、从属地位，开始提出质疑和挑战 诚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8]。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这是就整个人类历史的总趋向而言的。我们不会忽视，魔鬼之掌尚有漏光的指缝，何况乎人类的历史发展从来都是曲折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有大回旋。仅以封建社会的女性生活为例，魏晋以至隋唐，就有一个独特的历史回旋现象。汉末以来，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动荡，多种文化思想兴起，儒家的传统思想受到了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呈现出解放势头，社会呈现出开放化和多元化的趋向，不少女性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社会政治生活。孙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间孕育出了梁祝故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梁祝故事在各地广为流传、发展。也就是说，梁祝故事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作为民间文化的主要载体，民间故事对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作出了最敏锐、最直接的反映。祝英台主动而执着地要求外出求学；遇梁山伯后敢于与之结为金兰；同窗三年，两心相知相亲，同学友谊发展成为爱情，并且主动向山伯表达爱心，而且那么一往情深；山伯误了佳期，英台直至下嫁马家时，已经到了“断无消息石榴红”(李商隐句)的时候了，但她依然不改初衷，过山伯墓地，以死抗争，终得祭墓，天地为之感动，地裂墓开，英台毫不迟疑，纵身入墓，追求爱情理想的实现……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深厚时代精神和人文精神依据的。在整个故事中，她是那么积极、主动、热忱，女性主体意识表现得颇为充分、饱满，由董仲舒、班昭和大批封建文人建立起来的系统完备的女性礼教观念，在这里遭到了强劲的挑战，它留给人们的思想资料和精神力量是宝贵而又巨大的。 二、梁祝故事的主要部分，鲜明地表现了男女平等的婚姻理想 魏晋以至隋唐，社会价值取向由“重人伦，崇礼节”的伦理政治模式转而向“重生命，崇自然”的新型情感模式突进，人们开始蔑视纲常名教，追求本然生命和真实感情的自由张扬。这种时代新风直接影响了两性关系和家庭生活，男女两性相当猛烈地冲击了传统的束缚个性和生命的旧道德规范，两性关系出现了相当和谐美妙的局面。士大夫们纷纷越过礼教樊笼，与女性自由平等地交往。阮籍的言行是颇为典型，发人沉思的。礼教明文规定“叔嫂不通问”，他却陪送嫂子回家，有人讽之，他则反唇相高：“礼岂为我辈所设也!”[16]邻家有才貌双绝之女不幸夭折，他闻之即往痛哭哀悼。醉酒之后，即卧于酒家妇之侧，无任何不良举动，妇人之夫见之亦行若无事。以阮籍为代表的思想家、文人们，都把对女性的赞美提升到了脱俗的审美境界，在他们的日常行为和作品中，普遍展示了男女关系的崭新品格。与之相对应，女性的表现亦不亚于男子。相当多的女子能够随着时代前进，鄙弃世俗，直言不讳地追求爱情和美满的夫妻关系，敢于在婚姻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贾充之女见到其父部属韩寿，心悦之，恒怀存想，发之于咏，韩寿闻之心动，遂请侍女传递心声，贾充知之，即将女儿嫁给韩寿[17]。潘岳是个美男子，众女子遇到他即手拉手围住他，尽情欣赏其神采、姿容。荀粲取曹洪之女为妻，相待如宾，妻发高热，他即冻冰躯体去为妻子降热[18]。王戎有旧意识，以为其妻常以“卿”称之不妥，其妻理直气壮地对他说：“亲卿爱亲，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遂恒听之”[19]。谢道韫则公然追求与自己有共同志趣的丈夫。其夫王凝之虽出身名门，是王羲之次子，但平庸无名士风范，道韫深以为憾，并对伯父谢安坦言：族中叔伯兄弟皆倜傥有成，“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后遂成“王郎之憾”一典[20]。 对于丈夫的不良行为，魏晋女子多有敢于诤戒、约束者，祖约、谢邈、桓温、谢安等人的妻子都因有这方面的作为而闻名于世，东晋开国功臣王导和王希、柳炎等等，都因“甚重其妻，颇成畏惮”而为史书、史料所载。曾密置房舍蓄妾，其妻曹氏闻之大怒，而王导只有逃避之工，而无反抗之力。其妾雷氏亦不软弱，不但“颇预政事”、而且理财有方，因有“雷尚书”之美誉[21]。东晋太傅谢安酷好声乐，每有艺伎相随，后有纳伎为妾之意，其外甥遂以“《关睢》、《螽斯》不嫉之德讽喻谢安之妻刘氏。刘氏问：“谁撰此诗?”答曰：“周公。” 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魏晋女子已开始不甘心作为男子的忠顺奴仆，已敢于采取当时所能采取的诸多方式，在两性关系中进行合理抗争，扮演着有声有色的角色，至少在家庭生活中，她们已争取与男子平等化，进而争取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与男子平等。 梁祝爱情故事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产生并流行起来的。它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而不是文人们随意编造的。它已经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 祝英台与梁山伯在三年同窗中朝夕相处，他们的爱情正是在彼此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萌发出来的，给人以瓜熟蒂落之感。他们恋爱的全过程，始终都表现男女双方人格上的平等，是以爱者和被者的可爱、互恋为前提的。没有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思想羁绊，封建婚姻的基本原则“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和“门当户对”，在他们之间是不见踪影的，理想主义色彩很浓，表现出试图超越一切封建婚姻模式的历史性倾向。与青梅竹马式相比，它多了精神维度，是成年之后两性爱慕的结果。与才子佳人式相比，它多了思想深度，它自始至终从未强调郎才女貌——男为女色倾倒，女为男才折服。在梁祝之间，女子的容貌从未成为女性价值的首要筹码，男子的才学也从未成为男子价值的首要标识，他们的爱只是两人心灵的契合，他们只以对方的可亲可爱可以信赖作为条件，而没有以权、钱、才、貌作为取舍条件，更没有其他附加的政治伦理义务。与一见钟情式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排除了为一时的偶然现象所迷惑的盲动性。他们已摒弃了封建时代的种种婚恋畸形，鲜明地体现了魏晋时代女性地位上升之后的种种新的精神风貌。那新颖美丽的爱恋情景投映在历代读者的心扉上，激起了多少青年男女对真挚爱情的热忱憧憬和强烈追求，引发了多少读者对爱情真谛的历史性思考。 三、执着、热情、雅正的恋爱方式 一位哲人深刻地指出：形式也是内容。在行为方式上，魏晋时代的女性，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良基因和文化传统，又体现了特定时代所培育的人文素质。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她们有了参与某些社会活动、 与男子平等交往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多了，襟怀开阔了，素质提高了，志趣较为高尚、情感较为新颖，行为较为豁达。“郑家诗婢”一类的佳话颇多，谢安于雪中与族中儿女论文，其兄之女道韫之诗才远胜于兄弟，谢安大加赞赏。《世说新语·贤媛》关于女子有“俊才”、“文才”、“有诗赋颂诔行于世”的记述，是后世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谢遏姐“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张玄妹“清心玉映”之类记述亦为数不少；稍后，吴郡韩兰英“有文辞，宋孝武世，献《中兴赋》，被选入宫。明帝世，用为宫中职僚，世 良好的文化教养，使女性的风仪气质俱佳，涌现出不少令人敬佩的杰出人物。祝英台正是这些优秀女子的素质品格的一种折射。在与梁山伯恋爱的全过程中，她既保持了优良的民族传统，又发扬了时代的新风尚，她的这种恋爱方式和她的思想、情感一样，充满中国少女的爱情的诗意美，热烈而蕴藉，执着而机智，一往情深、生死不渝，如同一首婉丽的月光曲，但没有淫邀艳约、打情骂俏，也没有直白的山盟海誓和疯狂的肉欲举动，读之令人有如沐春风之感，陶醉于雅正爱情的漫馨和纯真之中，心灵和情操都在欣赏中得以净化。尤其是戏曲影片《十八相送》一段，英台的妙语连珠，莲舌生花，她敞开千百来重锁紧闭的心扉，倾泻出内心火一样的爱情，呼唤着对方心灵的共鸣，使人如入山阴道中，感到美不胜收。美妙的爱情使英台的心灵更美、言行更机智，而心灵、言行的美又使她的爱情显得更美妙动人，令人心向往之。可以说，《十八相送》就是中国的热恋少女心智的诗意概括。 四、震撼人心的悲剧美 我们在论证历史发展的曲折、复杂、任何文化思想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的时候，在论证魏晋以至隋唐是女性生活相对宽松时期的时候，并没有忘忽马克思的精辟论断：封建专制制度的总原则就是不把人当作人[24]。作为特别凝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阶段，魏晋有鲜明的特殊性，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的“总原则”，它的文化思想总体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女性在历史的曲折、回旋时期积极争取参与社会活动，争取男女平等，女性固有的主体性有所复苏，但是乘奔驭风而起的人物在女性世界中毕竟是少数，而且又多表现出间接性，并没有超越男权中心主义的“总原则”，在不少情况下，依然是以男子为依托的，这从上文所举几例中均可窥见。那些亮点是从魔鬼的手指缝中漏出来的，并非阳光普照大地。包括祝英台在内，女性在继承了某些滞后的消极的因素之后，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时代局限。这使她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受到羁绊，无法跨出关键性的一步。 “在劫难逃”，悲剧总是要发生的。 作为民间文化的主要载体，梁祝故事并未违背这一基本的历史规定性。到了宋代，二程、朱熹提出了“俄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存天理，灭人欲”，儒家倡导的“礼”被道学化，被提到了“天理”的高度上，董仲舒、班昭们构筑的性沟迅速扩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至明代，由于皇上、皇后和封建文人的共同推行，这些“天理”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魏晋时代崭露锋芒的反叛思潮此时已平静下去，女性再度被抛入了悲惨地狱。梁祝故事在传播、发展历程中，是忠实地表现了这一历史真面貌的，使这个故事笼罩着一层封建主义的冷色，越到后来，其悲剧性越被强化，一些前所未有的重要情节出现了，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突出了、激化了，折子戏《楼台会》成为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戏曲影片《楼台会》成为大喜大悲相交汇的大悲剧场面，祝英台面对山伯悲喜交集，肝肠寸断：“喜的是，今日与你重相会，悲的是，美满婚姻已成灰!”梁山伯则如梦初醒，他矢志不移，竟然急中生智，出了奇招：“马家不抬我不抬，马家要抬我要抬，两顶花轿摆起来，看你父亲怎安排!”美妙的爱情被毁灭了!悲愤之余，人们岂能不追索这一悲剧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悲剧题旨在人们的心中生成。 但是，民间文化中的悲剧和悲观是无缘的，它总是保持着理想主义精神的。周恩来总理就曾指出：“我们的《梁祝》就超过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它那个悲剧没有理想。”[25] 《梁祝》的理想，主要表现为“化蝶”。 “化蝶”，是梁祝文化故事发展到成熟、完美时出现的点睛之笔。它不是天真文人的浪漫幻想，它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对两性关系的深邃体悟和求索的诗意表达。爱情被毁灭了，但爱情的火种是扑不灭的，它是火凤凰的涅般木。 “化蝶”的情节虽然早有宋人的《太平广记》中就已出现，但当时这一寓意深刻的情节没有受到重视，没有广泛传播未来。至明清，民主启蒙主义思想与宋明理学展开了激烈交锋，个性解放的思潮再度兴起。在这一思潮的激发下，梁祝故事亦有所升华，这最集中地表现为：祝英台纵身入墓、裙裂化云、云飞坠落这一意象不甚鲜明的情节，变为英台纵身入墓，与山伯之灵魂化为双蝶，翩翩起舞，比翼高飞。《祝英台小传》、《桃溪客话》、《仙踪记略》等等均重视这一重要情节，具体情景虽不尽相同，但基本趋向一致。故事的发祥地宁波一带更大加渲染，把双蝶描绘成五色缤纷的大彩蝶。其意象性是十分彰显的，其文化意蕴是十分深远而精当的。它表明：梁祝爱情已经超越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文化思想范式，彩蝶的比翼双飞，既植根于魏晋文化思想的进步因素，又注入了民主启蒙的新文化思想，只有这样的两性关系，夫妻关系才是最正确、最美丽的，人类社会中有男女比翼齐飞，才会更完美。 注释： [1]梁祝故事发祥于浙江鄞县姚江之滨高桥镇，现已建成梁祝文化公园。 [2]周静书、白云坚：《梁祝故事集》，今日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2-3页。 [3]指《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4][25]《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5]陈荒煤：《周恩来与电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6]《同治鄞县志》著录。 [7]如明《嘉靖宁波府志》、《清水县志》、《宜兴县志》、清《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9]《三国志·吴志·纪嫔传》注引《会稽典录》。 [10]《华阳国志》卷十一。 [11][12]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 [13][20]《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 [14]《隋书》卷十八《列女传》。 [15]宗白华：《美学与意境·论〈世说新语〉与魏晋精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6]《世说新说·任诞》、《晋书·阮籍传》。 [17][18][19][21][22]《世说新语·排调》。 [23]《南齐书》卷二十。 [24]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1页。 【作者简介】季学源，宁波大学中 （转自：《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2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