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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谢阁兰笔下的“中国画师”“寻觅光的联系，以求融和快乐与生活，生活与快乐”[2：156][3：19-20]，雅各泰笔下的中国老人似乎更注重分享自然界带来的美妙感受。出于二战之后法国诗人在文明废墟上重新让诗歌写作与世界、与事物本身建立感性联系的伦理选择，雅各泰所认同的中国艺术家的形象，在世方式与谢阁兰的“画师”不尽相同：他过着一种简单、朴素、隐退的生活，住在山洞里，尽管这会让人想到柏拉图的“洞穴”，但却剥离柏拉图隐喻中的形而上学意义，而仅仅意味着以道家的方式在自然界中隐居，或许以更凝聚的方式体验和书写世间的真实。 雅各泰所再现的这个中国老人的处世方式，体现出其诗学观中的一种本质性的态度：谦卑地置身在一种悖论的智慧之中，既置身在世界之中，又具“不占有”的淡泊心态；心系感性的事物，又超脱其外。于是，风景与情感的纯粹化成为可能，并呈现为对垂死者、对现实本身一种晦暗的“救赎”。诗人把中国老人的形象作为审美理想的典范，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一首名诗体现出互文性的回应，即马拉美在《对苦涩的安宁厌倦了》里也同样谈到“摹仿”一个“中国人”： 模仿心灵澄澈细腻的中国人 他醉心在狂喜的月下 在雪白的茶杯上，静心描绘那朵 奇花的终岁，香泽他一生 透明的，她的芳馨，孩提时， 渗入他灵魂的青色花纹[4：16]。 这首诗歌精神世界的核心，正是参照一个“静心描绘”的中国老人——在字里行间，诗人刻画了一个用一生的专注与执着追求艺术理想的中国老画师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马拉美分享了自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中，对中国作为乌托邦式理想异国的套话模式，这个理想的他者形象也体现在陶器(茶杯、花瓶等)、屏风、扇子等中国物件与矫揉的洛可可风格中。正如在戈蒂耶的诗《中国热》中，中国是一个盛产精美瓷器、在文学中吟咏“才子佳人”爱情的遥远国度，被描绘成一个乌托邦的形象，在那里有“和诗人一样/吟唱垂柳和桃花的”以及娇弱可人的“中国小女人”[5]。秦海鹰教授这样评述：“早在伏尔泰的时代，中国就已经是启蒙思想家们推崇备至的政治乌托邦，到了19世纪，中国则成为唯美主义诗人们心驰神往的艺术乌托邦。当马拉美因形而上学的诗歌追求而陷入了写作的无能状态时，他梦想的解脱方式就是‘模仿心灵清澈而细腻的中国人’”[6：37]。但象征主义后期代表诗人马拉美笔下的中国幻象显然与崇尚唯美的高蹈派诗人戈蒂耶的诗中审美境界不同，在他的这首诗中，物件乃至整个自然世界得以纯粹化，凝练在诗意的、简练的艺术形象中：“一条纤细苍白的蓝色线条将是/一片湖泊，在光洁的瓷天间，/白云遗落的一弯清亮的娥眉/将她沉静的尖角浸入湖水的镜面，/不远处，三根修长的翡翠睫毛——芦苇”[4：16]。而马拉美选择模仿中国人、中国艺术的境界，“在茶杯上绘制”“一片年轻的风景”，最终是为了超越“残忍的国度”，即在工业文明兴起的历史背景下，与传统、宁静的中国相对立的西方形象。而在马拉美的想象世界中，“中国热”依然在延续，并且在中国艺术的影响下，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化成纯粹、诗意的审美理想的代名词，而这个理想化的形象上承帕纳斯派，对后世的诗歌始终有影响。 马拉美在诗歌世界中建构的审美化的“中国幻象”，显然也受到当时驻中国的法国外交官、另一位法国现代诗人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1895-1909年曾在中国担任领事)对中国的带有理想化的认识的影响。克洛岱尔在1895年12月4日写给马拉美的信中这样赞美中国：“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令人晕眩，错综繁复。现代的精神之恶只观照自我，寻求更好的自身的梦想，这里的生活幸而没有遭到这种精神的触及，这里的生活旺盛，茂密，纯真，无序，拥有直觉与传统的深邃源泉。”因而，克洛岱尔早在19世纪末旅居中国时，就已经敏锐地捕捉到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思想之间的冲撞，或者说两种不同范式(现代与前现代)之间的反差与间距。而对诗人而言，当时尚且保留在某种传统理想之中的中国呈现出相异于西方“现代的精神之恶”、保有原初的生命世界的纯真、朴拙、无序与直觉，与其说这是真实的中国，不如是接近丧失的古希腊传统的古代理想。次年11月23日，克洛岱尔在给马拉美的另一封信中又提及中国：“我发现在中国民众身上，有一种恐惧变化的。中国成为一个体面的个体可以毫无痛苦地生活的唯一的国度。”克洛岱尔似乎不太留意世纪末的中国正在悄然发生的巨变、旧秩序的行将颠覆与现代性冲击将带来的灾难性毁坏与巨变，而沉浸在一个古老、传统的中华帝国的稳固宁静和恒久不变的幻象之中。 实际上，“中国画师”的诗歌形象凝结了马拉美的象征主义理想：通过现实的抽象去认识“纯粹的心醉神迷”，以抵达“芬芳的”理念——“本质的花”，就如“所有花束中缺席的那一朵”，“当我说一朵花时，我的声音悬隔了所有形式上的植物，而一种异于所有的寻常花束的东西升起了，一种音乐的、理念的、柔软的东西，这是一朵在所有花萼中都寻找不到的花”。③剥离所有的实在感，而只保留“纯粹性”，物质元素消失，仅仅保留下“精神化”。在此，象征主义暗示的艺术与哲学上的理想主义相汇合，“因为他取消了与真实的即刻的接触，他在明暗的模糊中湮没了过于细致的物体，他让感知的现实消散，化成一种梦，用稀罕的、细致的知性去构思，用流动的、难以觉察的热烈想象”[7：1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