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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那趣味”的创造与验证 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带着来自于经典文本的“支那趣味”来到了中国，但衰败落后的现实中国与他们心中的美好幻象之间产生了巨大反差。不仅如此，因西方国家的势力入侵而被染上西方色彩的中国，已经无法为他们呈现古老的纯东方景象。那么，谷崎和芥川会分别以怎样的方式处理这种幻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呢？ 来中国之前，谷崎一直幻想着中国的京剧会和古典小说《老残游记》一样，可以将他带入如梦如幻的境界之中。但在奉天的第一次京剧体验就让他见识了简陋不堪的剧场、穷凶极恶的脸谱、震耳欲聋的声音，从而令他感到“心中的幻境就这样被击得粉碎”(16)。到了天津后，谷崎依然不甘心放弃心中的幻象，为了观看京剧转遍了天津的大小剧场，遗憾的是，他那在奉天被击得粉碎的幻境在天津再次遭受打击：“还是没有一处令人满意的。首先是戏院太脏，让人头疼，在舞台上一跳动就能扬起许多灰，四周变得灰蒙蒙一片。更过分的是，那些扮成俊男美女的演员竟然会在台上吐痰擤鼻涕。”(17) 幻象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谷崎“深受打击”，不过这种“打击”并没有使他放弃对“支那趣味”的追寻，既然在现实中无法找到，谷崎开始在文本中去创造。比如在《一个漂泊者的身影》中，叙述者“我”在法租界偶然碰到了一个衣着褴褛年纪在50岁上下的男人，“从那被晒成褐色的手背、宽大的手掌、骨节突出的粗手指来判断，确实像个干粗活的，但他的穿着又和那一带的苦力有所不同，就算是干粗活的也太肮脏寒碜了，怎么说呢，感觉更像个乞丐”。(18)然而，即便对于这样一个貌似乞丐的人，谷崎也不甘于将他描写为普通的俗人，而是将其形容为被破烂衣衫包裹着的宝玉，并且重笔墨描述了他那非同一般的眼神： 他的眼睛，就像变幻莫测的天空，忽而阴云密布，忽而雨过天晴。就在刚才，那一对眸子里似乎饱含泪水，亮晶晶湿润润。像是一阵忧伤涌上心头，脸上渐露悲壮之色。而刹那间又浮现出恍惚神情，像是丢弃了所有的一切，正在做着休闲之梦。忽而露出女人般温柔的眼神，忽而又燃起恶魔般卑鄙的欲望，忽而又闪过窃贼般狡诈的目光。(19) 谷崎用他唯美大师所擅长的绚烂华丽又行云流水般的笔调将“漂泊者”的眼神描绘得如此惟妙惟肖，可以说此时的谷崎并没有对他看到的事物进行客观描述，而是将他来中国之前在经典文本中联想到的各种美丽影像罩在了现实之上，依照自己的想象美化了现实的体验。不只是《一个漂泊者的身影》，谷崎的其他中国题材作品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比如在《苏州纪行》、《庐山日记》中，他将运河、太平山、灵岩山、庐山的景色描写得如梦如幻、美不胜收，在《西湖之月》中更是把月下的西湖写得宛如仙境，将其比喻为拥有令人惊叹的美丽光泽和柔润的天鹅绒。 芥川龙之介在结束中国之旅后创作了大量相关作品，他足迹踏过的城市大多有机会在其作品中出现，然而，不论是纪行文还是后来的文学作品，都很少能看到天津的身影。除了《杂信一束》中有抱怨天津西洋式街道的寥寥数言，关于天津的直接描述只能在他寄给朋友们的书信中找到。比如7月11日他曾给《大阪每日新闻》北京通信部的松本枪吉寄过一封信，信中附有短歌《天津贬谪行》： 又到黄昏时，万里来到此蛮市，怎能不伤情。 放眼望蛮地，不比北京之骆驼，丑陋胜驴子。 我身来此处，怎奈心头涌悲情，合欢无处寻。 花合树阴下，身着唐装走大路，思念难忍受。(20) 从北京来到天津后，芥川感觉自己像是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了边疆，天津是一个荒凉的“蛮市”，甚至比不上北京的骆驼，让他无比的苦闷。7月12日寄给好友小穴隆一的明信片上，芥川再次表达了对天津的不满：“此处与上海毫无区别，同为蛮市之地。”(21)以整洁的道路、西式的建筑为代表的近代天津城市风貌一直以来都是各种游记中被褒扬的对象，为何唯独芥川要将天津称为“蛮市”？ 芥川来到中国后，一直想通过旅行亲眼验证之前通过汉诗文及古典小说构筑起来的美好幻象，因此他会有意识地从记忆中搜寻出经典文本中的中国，然后将其作为标准来验证现实中的中国。芥川说过：“自上海以来，最使我感到幸福的便是扬州了。”(22)那是因为在扬州的画舫上，目送着载着扬州美人的船，看到在两岸静静的芦苇中间留下的一道微白水光时，芥川感觉到杜牧的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未必是夸张，“似乎在这扬州的风物中，有一种能够把我都变成诗人的舒心的惆怅”。(23)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现实中国并不具备他想象中的“诗情画意”，当他来到灵岩山的馆娃宫遗址目睹了那里的荒芜景象后，不禁大发感慨：“这样的情况，无论怎样的诗人，也不可能像我们的李太白那样沉浸在‘宫女如花满春殿’的怀古幽情里。”(24)来到天津后，随处可见的西洋式街道更是与他心中的“支那趣味”相差甚远，结果导致了他对这座城市的彻底失望，于是他笔下的天津只会以“瘴烟深处”的“蛮市”形象出现。 尾崎秀实在《现代中国论》中分析道：“日本人从小开始密切接触中国的古典汉文学，然而，通过这些汉文学想象并描绘出的中国社会，与现实的中国社会之间处于完全被割断的状态，几乎不存在任何的联系。尽管有了上千年的事实上的跨越，却有人忘记了这种割断，甚至将其作为理解现实中国的唯一标准，结果不断产生错觉和误读，这就是最大的问题。”(25)这句话用在芥川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他恰恰试图忘记这种割断，一味希望在现实中国中验证那原本靠经典文本构建起来的“支那趣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