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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瓷器之变：消解与超越男性话语建构 聚焦于中国瓷器之上的两性审美和欲望诉求在玛丽·琼斯的诗作“论欲望：致尊贵的拉芙蕾丝的一封信”中达到了最高潮。女子埃尔韦拉痴迷瓷器而难以自拔，当看到亮闪闪的船队满载着成堆的中国瓷器快要靠岸时，她迫切不已，立即赶往港口选购瓷器。但当她买到心仪的瓷器回家后，她的丈夫却与她发生了争执。只见他用手杖一挥，堆积如金字塔般的瓷器便被一扫而落，摔得粉碎。随即她 晕厥倒下，长叹一声， 一蹶不振，躺在地上。 最后说道：“残忍！永别！ 瓷器既已破碎， 生命还算什么！”(Jones 129) 在这里，丈夫的愤怒与妻子的控诉为我们生动地呈现了两性是如何围绕着中国瓷器在交锋和争斗，其激烈程度，真可谓针尖对麦芒，不可开交。然而，无论是埃尔韦拉对丈夫残暴行径的控诉，还是上一节中女性对瓷器的索取、观看和购买，她们的这些举动，尽管十分积极有效，富有建设性，仍然没有跳出“瓷/女”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具体在埃尔韦拉身上，瓷器碎了，她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在这里，她有意或无意地将自己等同于瓷器，而这正是男性话语一直在言说和建构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女性的索取、观看和购买，一方面是他们试图在父权社会中借助中国瓷器来表达自我和建构主体性的努力，而另一方面也是对上述男性中心话语的无意识内化，甚至共谋。 所幸的是，乔安娜·贝利在她的诗歌中消解并超越了上述男性中心话语建构。贝利在“18世纪九十年代名声显赫”，是当时“文学圈子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Backscheider 214)。她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批评当时的性别身份和权力，修正“她时代的‘社会性别建构’”，“消解二元对立，重新想象公共领域中的动态的性别特性”(Kucich 108，119)。她的“致茶壶”正是这样的代表作。在此诗中，中国茶壶时而被比作“美丽的女子”，时而是一位君临奶罐和杯碟的“首领”，时而被降格为乡村陋室里的忧悒“男性政客”，时而化身为一个超脱了生死、逾越了性别界限的“忧郁精灵”(Baillie 162，164，167)。 作为一种无生命的器物，瓷器本无性别属性，因而任何有关其性别属性的表征和书写，无非都是后天的话语建构和意识形态投射。正如前文所述，在男性话语的建构下，中国瓷器总被赋予明显的女性特征，女性也不断地被物化成瓷器。然而在贝利笔下，中国瓷器的性别属性首先是女性(美丽的女子)，然后变为无性(同类器物的首领)，随后又成为男性(政客)，最终变为非性的(asexual)精灵。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贝利以“多”代“一”，以“变”替“不变”，赋予中国瓷器变动不居的多种性别属性和多元形象，这既反映出性别建构的任意性和主观性，也消解并超越了男性中心话语下“陶/男”和“瓷/女”的二元对立。 此外，18世纪的英国男性普遍认为，“女性倾向于疯狂消费”(Fang 832)，她们总是沉迷于昂贵、感性和漂亮的商品而无法自拔。在卫道士眼中，当时席卷英伦的中国瓷器热正是这样一种疯狂消费的典型。女性对中国瓷器的热爱被看成是一种“对表面事物的过度倾慕”，因而常被批评成“浅薄”和“无深度”(Wallace 154，159)。在贝利的诗中，中国瓷器却是各色人等都日思夜梦的珍宝，围绕在它面前并为之倾倒的，不仅有“无深度”的女性，还有唯利是图的拍卖商、年轻人，甚至还有“有深度”的学者、哲人和智者： 在你荣光得意时， 高坐精美漆物上。 每当夜幕刚降临， 人们欢喜围你聚。 青年美女哲学家， 智者文人和才俊。(Baillie 164) 韦泽利尔指出，“在收藏瓷器上，没有性别区别”(qtd.in Berg 425)。的确，正如贝利的诗句所揭示的，18世纪的英国感染了中国瓷器癖的远非仅仅是女性，男性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甚至当时社会鼎鼎大名的人物(学者、哲人和智者)也参与了这一风潮。博斯威尔曾于1777年到德比郡参观过瓷厂，他对所见的瓷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这个艺术巧妙、精致，令我赞赏不已”(Hill 186)。就连对瓷器热颇有微词的约翰逊博士也收藏了一些瓷器，至今我们在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里还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兰姆也曾在其随笔“古瓷器”("Old China")中坦言：“对于古瓷器，我怀有一种女性似的偏爱。每访问一个高贵人家，我首先要看他们的瓷器柜，然后再看他们的藏画”(386)。尽管兰姆的措辞仍带有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偏见，但他的坦诚的确也表明了中国瓷器对男性同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致茶壶”中，贝利用精美的诗句，如实地再现了各个阶层和不同性别的人们对于中国瓷器的迷恋，戳穿了所谓“女性瓷器热”的偏见，消除了喜爱瓷器与“浅薄”、“无深度”之间所谓的必然联系，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的男性中心主义话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