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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浪漫化潮流与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 浪漫主义因素余脉在《路得》女主角身上呈现出消解与复返共存的状态，它折射出了英国思想界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的文化战役——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总体而言，这股反浪漫主义历史潮流包含了消解英国浪漫主义与复返德国浪漫主义两股并进的文化潜流。英国浪漫主义虽然也受到康德、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关于主体性、自我与审美等抽象思辨的影响，但它在根脉上继承的仍然是英国相对经验主义(empirical relativism)哲学传统的本土文化遗产。(Buckley：15)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盛行社会道德批评与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然而，仔细阅读卡莱尔与马修·阿诺德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相关论述，却又可以发现他们对英国浪漫派的明显贬抑，同时又展示出对德国浪漫主义精神的热情归附。在对待英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问题上，卡莱尔的打压态度一直比较坚定。卡莱尔早年也曾倾心于英国年轻一代浪漫主义偶像拜伦的高贵精神，但随着价值观的逐渐成形，他对拜伦领衔的自我中心式浪漫主义理念产生了反感，认为其“并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有建设意义的思想”。(Timko：59)卡莱尔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完成了对英国浪漫主义态度的实质性转变，在他的重要著作中一再重复对英国浪漫派的不屑。比如在1833至1834年《旧衣新裁》中对国人发出著名劝诫“合上你的拜伦，打开你的歌德”，(117)之后又在1841年出版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多次贬斥拜伦。卡莱尔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后期遗产进行了直白的正面攻击，同时还对其进行了釜底抽薪，即以舶来的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与文学思潮替代英国本土浪漫主义文化遗产。 卡莱尔对英德两国浪漫派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包括阿诺德在内的维多利亚人对英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评价态度。阿诺德于1865年出版的文学批评专著《批评文集》涉及英国浪漫派的地方不多，但处处均采取明显的打压策略，不单拜伦，连华兹华斯、雪莱、柯勒律治等人的不足也一同进行盘点，贬低英国浪漫派而尊崇歌德等人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6—7)纵观英德两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运行轨迹，可以发现德国浪漫派与英国浪漫派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厚重的哲学思辨色彩，而且还体现出更加浓烈的基督教精神，以及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英国的浪漫主义运动并没有像法国反古典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那样被共同的目标组织在一起，它由一系列较为松散的文学实践行为组成，没有形成统一起来、志在进取的力量。(Beers：176—81)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面临着与摄政时期不同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工业化造成的机械思想与自由经济政策下社会个体各自为战的状态。以卡莱尔为首的维多利亚人对德国浪漫主义的推崇或许是看到可以将它的哲学思想拿来为英国所用，以其覆盖英国浪漫主义的短板，以此解决大英帝国崛起过程中物质与精神的背反问题。 发生在英国文化领域的英德浪漫主义观念之战改变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文化生态格局，狄更斯、迪斯雷利、金斯利和盖斯凯尔等大批年轻一代作家主动或被动地从中得到各取所需的养分，并将其固化在自己作品之中。他们的小说一方面清晰地表现出英德浪漫主义思想之战在意识形态领域留下的拖曳效应，另一方面又因作家与作品的不同历史境遇而各自产生抵抗机制与个性化形态。盖斯凯尔的《路得》所体现出的对英国浪漫主义的矛盾态度就展现出这种双面效应。盖斯凯尔不懂德文，虽去过德国旅行，但在生活经历上和德国浪漫派没有直接交流，对德国浪漫主义思想的理解与吸收都经过了维多利亚社会主流文化整体氛围的过滤。如果换位思考的话，这种间接的影响行为反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它滤掉了社会成员个体经历差异可能造成的过于偶然的因素，以普遍性的形式表征了维多利亚人对英德两国浪漫主义思想的集体态度。 盖斯凯尔是19世纪中期“英格兰状况小说”的主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小说类型概念的产生恰恰发轫于卡莱尔。卡莱尔在《宪章运动》(1839)与《文明的忧思》(1843)中提出“英格兰状况”问题后，“英格兰状况小说”应声而起，对工人阶级问题的关切成为英国文学界的强音。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路得》与《北方与南方》就是这段历史的产物。与华兹华斯比起来，其实盖斯凯尔与卡莱尔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渊源。盖斯凯尔虽然出生在英格兰的切尔西，但在血脉上和卡莱尔一样同为苏格兰人。盖斯凯尔和卡莱尔夫妇不仅有过多封书信来往讨论文学与家常，还曾多次登门互访。(Foster：43)卡莱尔是当时风行英伦三岛的文化偶像，盖斯凯尔对他充满仰慕与钦佩之情，她甚至能随意背诵卡莱尔在报刊上发表的生活随笔散文。(Gaskell，1997：70)就卡莱尔译介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而言，盖斯凯尔至少看过卡莱尔1824年翻译出版的《威廉·麦斯特的求学年代》。歌德的这部小说或许经常盘旋在盖斯凯尔心中，因为她不仅能在时隔多年之后(1854年10月)大致背诵部分原文，认为它“聪明、有内涵、让人感到愉悦”，(Gaskell，2000：117)而且在话头未完之际，思绪便跳跃到自己《北方与南方》的写作构思之上，讨论二者的联系。 盖斯凯尔在构思《北方与南方》时，她的《路得》刚出版不久。如前文所述，盖斯凯尔在这部小说中刻画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主角，多次展示她在年青时代对大自然有着永不餍足的热情。对自然的关注与亲近是整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界定性特征之一，其中德国浪漫主义从哲学层面做出了大量探索，将自然视为具有活力与灵性的存在物，关注它转化人类经验的潜力。(Makusick：421)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关于自然的哲思影响，并在文学实践中将这些理念发扬光大，他们对自然的关注比欧陆其他国家浪漫主义文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批评界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如丹麦文史学家勃兰兑斯就直接称呼英国浪漫派为“英国自然主义”。(1)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对自然的热爱与交流无需赘言，即便是以巧智、反讽和古典主义风格著称的拜伦在成熟时期的作品中也同样体现出对自然历久不衰的激情与渴求。在此文化氛围下长大的盖斯凯尔也继承了这一理念，在早期作品中不断表现出对传统自然生活方式的怀念，将其与工业化过程造成的众多社会问题并置在一起，形成批判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