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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庭华，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五邑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容提要：借用罗伯特·杨的同异二元辩证观点，对照萨义德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对他者的表现，我们可从斯皮瓦克的后殖民思想中读出异质伦理的内核。斯皮瓦克通过奥维德《变形记》中的两个形象归纳出两种不同的伦理模式：以自我为中心的纳西斯模式和他者绝对异质性的艾可模式。斯皮瓦克批评弗洛伊德等西方哲学家没有超越纳西斯模式，而她则在对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的解读中揭示出他者的绝对异质性。 关 键 词：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异质伦理 斯皮瓦克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她的学术创作跨越多个学科领域，中国内学者关注最多的是其后殖民主义理论。罗伯特·杨(Robert Young)在《白色神话》一书中将斯皮瓦克与爱德华·萨义德和霍米·巴巴并称为后殖民主义的“三剑客”，斯皮瓦克也成为众多后殖民主义研究选本的不可或缺的作者。后殖民主义研究难以给出统一的定义，广义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主要领域可归纳为：1)欧洲殖民统治的人口学和地理学的影响；2)殖民主义的物质和经济状况；3)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不平等的想象区分；4)解殖时期殖民主义的持续影响。①这个定义涵盖了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及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狭义的后殖民研究是文学理论的一个主要分支，是“有关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话语”。②借用罗伯特·杨直观形象的表述，“在最简单的层面，后殖民理论源自不同文化和民族的不同经验，源自肤色对个体在都市生活的影响及出生地决定的个人所享有的生活种类，或是优越愉快或是被压迫剥夺。”③殖民主义的二元划分在罗伯特·杨看来体现了西方社会的“同异二元辩证法”。④依此二元辩证法，貌似客观的知识实则是一套压抑和控制他者的权力运作体系。殖民史将他者作为认识对象纳入一套整体体系，并加以挪用，成为“依据主体观照客体以构筑知识的现象学叙述，在同/异辩证中他者在经过异质性的否定阶段后被融入到同质体系中。在此过程中没有对话和交流……也不存在他者保留其异质性的空间，除非它成了完全无法认知的绝对他者”。⑤杨对他者被挪用和融合的辩证分析对我们分析后殖民主义话语颇有借鉴意义，将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与批评放在这个异—同—异的辩证体系中，并与萨义德和巴巴进行对照，我们对她的后殖民异质伦理思想会有更为明晰的认识。 一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轫之作《东方学》是萨义德最受争议的一本书。一方面学界认可其对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所做的开创性贡献，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书中所表现出的殖民地他者只是西方参照物，缺乏能动性。在前言部分，萨义德明确了东方学的三个定义：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一种基于东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一个反映西方如何统治东方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即“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在福柯的影响下，萨义德对东方学的研究基本上是通过话语分析揭示出西方对东方表征的权力架构，而对东方的想象性构建与西方自身的身份认定密不可分。换言之，西方并非真正关心东方的实际状况，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东方作为建立自我身份的参照物或者对立面。东方学服务的是西方的自身文化和经济需要，欧洲文化“从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⑥东方学不关心东方的现实存在，它是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性构建，因而它回应的是作为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西方的文化立场，而不是地域空间里真实的东方。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考察来看，作为研究目标的东方，其独立的他者地位消解于西方的话语建构，它被降格为物，只是被动地出现在西方凝视的目光下。另一方面，萨义德又承认对东方学的考察隐含着个人感情：“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对东方学的研究都是试图从我身上留下的这些痕迹、为东方这一主体、为曾经在所有东方人的生活中起着强大支配作用的文化理出一个头绪。”⑦也就是说在萨义德的研究中，他者并未缺席，而是隐含在文本的叙述声音里，用西方的理论方法对西方话语提出质疑。这种真实和虚拟他者交汇的现象成了《东方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内尔·拉尔森(Neil Larsen)认为，“东方学的话语和一个被西方殖民的历史实在的东方虽然形式上并没有融合，但从其对象来看也是难以区分的。它们是其不曾了解和真实反映的与之并存的‘他者’整体系统的两面。”⑧从罗伯特·杨的同异二元辩证体系来看，萨义德对他者的反映大致可归为同化的他者，当然这里指的只是文化话语中的他者，而并不指涉物理空间意义上的东方。 萨义德对他者的同化处理鲜明地反映在他的文学文本分析中。以他对福楼拜未完成的遗作《布瓦和白库谢》的解读为例。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是知识的堕落和人类行为的愚蠢。故事两位主人公在得到了丰厚的遗产馈赠后从艰苦的谋生中解脱出来，专心致力于研究学问。对于人类的未来，布瓦预测，“现代人在不断进步，欧洲会通过亚洲而获得新生。”从这个对全文无关宏旨的细节，萨义德读出了东方学对东方的重构。对西方而言，“重要的与其说是亚洲，毋宁说是亚洲对于现代欧洲的用途。”“归根结蒂，欧洲和亚洲是我们的欧洲和我们的亚洲——我们的愿望和表象”。⑨ 萨义德对东方学的话语式分析和将他者同化的策略是最受争议的地方。阿齐兹·艾哈迈德(Aijaz Ahmed)《在理论中：阶级、民族和文学》一文指责萨义德忽略了被殖民者的能动性：“东方学未能阐明殖民主义的诸多方面，这一点已得到被殖民的他者而非萨义德的确认、改变和抵制。相反，出现在其关于西方霸权论述中的唯一声音都是萨义德宣称使东方消声的西方经典。”⑩经典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对他者的声音加以消除的过程。《帝国写回》(Empire Writes Back)一书指出，英语的文学经典建立在对边缘文学价值的漠视之上。而当中心受到威胁，它就采取吸收边缘他者的策略。“在萨义德看来，这是打着同源的幌子有意识地行使依附的过程，是对中心的模仿，体现了不仅被接纳还要吸收和融入的意愿。”(11)作为对这些批评的回应，萨义德在其后的著作中不断突出现实指向和文学的“世界性”，这种倾向可以从其后一本书的标题《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略见端倪。而在仿佛是《东方学》姊妹篇的《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萨义德试图强调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抵抗作用，从而给殖民地的他者以发声的机会。他遵循法侬关于殖民地社会文化生产者应当承担起建立民族身份责任的告诫，避免了追溯纯粹文化身份的幼稚幻想，在对后殖民经典文学文本的分析中，体现了表达种族他者的文化不能全然排除殖民者的影响，而要揭示属于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建立新的民族灵魂。该书将重点转移到种族他者，实现了对《东方学》研究旨趣的反拨。 如果说依据罗伯特·杨的同异二元辩证法可以清晰勾勒萨义德在研究中对他者兴趣的转变，霍米·巴巴的学术研究则较难界定。这部分源于他理论的多元性和语言的含混性，也与其研究对象集中于他者所处的阀域(liminal space)有关。巴巴注意到殖民话语对种族他者的描绘超越了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内在矛盾。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绝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彼此包含，互为影响。他者与自我的模糊关系被巴巴表述为“模仿”(mimicry)、“混杂”(hybridity)和“阀域”(liminality)。这些术语各有侧重，但都反映出他者作为“几乎相同但不全是的异质主体”。(12) 与萨义德一样，巴巴采用的也是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他发现殖民话语表现出两个互为矛盾的意愿，既想以主人形象改造奴隶，又要将奴隶与主人区分开来。巴巴把将两种意愿分裂的话语称为“模仿”，它是“有双重表达的符号，一个复杂的改变、规范和戒律策略，它着眼于权力对他者的挪用”。(13)而模仿的模糊性所造成的溢出或者滑动不仅仅“割裂”话语，而是移形为一种将殖民地臣民固定为部分存在的不确定性。在这个表述中，他者被定义为“部分存在”，是溢出和滑动的符号，是对支配话语的模仿和威胁。 在《被当作奇迹的符号》中，巴巴对其理论体系的另一个核心词“混杂”如此解释：“混杂是逆转了对殖民地否定效果的殖民表征和个性化的问题，这样被剥夺认知权的他者进入到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撼动了权威的基础——它所认可的规则。”(14)这个概念表达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话语相互接触和融合过程的双向性，凸显了被殖民者的他者话语破除殖民者话语的权威甚至改变殖民话语面目的能动性。被殖民者话语虽无法撼动殖民者话语的统治地位，但巴巴通过“混杂”一词描绘了在殖民地和被殖民地话语的双向交流中，种族他者是话语实践的积极参与者。巴巴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混杂对我而言是使其他立场得以显现的‘第三空间’。这个‘第三空间’替代了构建它的历史，建立起新的权威架构，新的政治主动性，这些是现有智慧所无法充分理解的。”(15)相对于萨义德，巴巴对他者的能动性更为关注，但所谓新的权威架构和新的政治主动性仍然是在原有殖民者权力范围内进行。而巴巴所有的论述都是建立在文本实践之上，同样并不涉及现实空间的他者。 二 与萨义德和霍米·巴巴相比，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批评更侧重突出他者的异质性，她的理论方法多样，但最终都指向他者的异质伦理。对后殖民主义的异质伦理，斯皮瓦克既在对经典的西方哲学文本解读中意图建立理论模式，又注重对殖民和后殖民文本的伦理解读。斯皮瓦克的理论著述以艰深晦涩著称，这源于她理论来源的双重性，一方面她广泛借鉴欧洲文学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她从自己母国印度文化中汲取灵感和资源。同时，她对东西方伦理关系的思考深深打上了她个人经历的烙印。她的后殖民异质伦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回声》(Echo)一文。 在探讨这篇文章的哲学伦理思想之前，有必要对有关背景加以介绍。在古希腊神话中，艾可(回声Echo的音译)是一个被剥夺表达自己声音权利的精灵，这个形象与殖民地的他者有多重对应关系，但艾可的形象却淹没在西方对纳西斯(水仙花Narcissus的音译)的关注中。《回声》一开始就指出弗洛伊德《关于自恋的介绍》的种族含义：“如果与主体的文化和伦理观念相冲突，力比多的本能意义经历了病理压抑的变迁……他作为理想展示的是他那个失落的儿时的自恋形象，这个形象是他自我理想……自我的理想有其社会的一面，也是家庭阶层和国家的共同理想形象。”(16)斯皮瓦克解构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界限，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机制做了一番讽喻解读。心理学的压抑与社会学的权力压迫对他者构成了双重的表达障碍。在主体话语中，他者只是被凝视和关注的对象，他们的形象顺应的是话语主体的意愿和需求，他们真实的声音就像被隐藏在潜意识中的力比多，能够感知却难以确认。 斯皮瓦克对弗洛伊德的分析带有强烈情感色彩。她视弗洛伊德为一个“缺陷的英雄和亲密的敌人”。(17)这个颇富伦理色彩的定位说明，斯皮瓦克须臾离不开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欧洲理论，但又对之怨愤不满。这些理论以其严密深刻成为人文思考不可或缺的资源，但这些欧洲哲学家受阶级和种族限制，对殖民地他者采取帝国主义似的傲慢态度。斯皮瓦克一方面高度赞扬弗洛伊德对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规范性伦理的突破，一方面批评他“作为道德哲学家的脆弱性”，(18)即在对待种族他者时仍然落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在斯皮瓦克看来，弗洛伊德的突破在于“认识到可完结和不可完结分析之间的难点”。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揭示对西方形而上学形成一次巨大冲击。“心理分析试图揭开产生主体逻辑的非逻辑和主体非逻辑的逻辑。”在斯皮瓦克看来，弗洛伊德从心理分析角度所揭示的欧洲认知的困境“与我偏好将困境作为典型的伦理境况形成共鸣”。她还特别指出，“如果看不到分析者的行为也是一种伦理行为——即尽现有的知识为他人利益做正当的事——那么这种共鸣就会消失。”这句话实际上是斯皮瓦克对自己学术活动的期许，即在写作中始终以他人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价值衡量标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下文中“他人”特指弗洛伊德居高俯视的土著人群。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孩子尤其是婴儿的心理发展的认知之上的，问题是如何了解孩童的真实想法和需要。由于孩童无法表达自我，弗洛伊德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人类学研究方法，用原始部落来替代对孩童的研究。“对原始部落精神生活的推测……使得他得出了‘孩童的精神生活’的结论。”(19)对此，斯皮瓦克质问道：“为什么边远的原始族群特征对‘我们’来说是透明的，从而能为科学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从现在的孩子身上‘找出类似的态度’?这难道不是出于方法论的确定性先入为主的意志体现吗?一旦‘发现’了类同性或者将期望宣告为发现，原始族群的声音就再也听不到了。”(20)斯皮瓦克通过一连串的设问，质疑西方所谓科学是对客体的主观占有和伦理上自我对他者的排除。所谓发现实则是西方自我的假设，这样的发现自然听不到种族他者的声音。 斯皮瓦克在19世纪印度学中看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当时欧洲的印度学学者否认印度有道德哲学的传统，斯皮瓦克援引印度的伦理哲学家马蒂拉尔的观点，认为这完全是欧洲狭隘的伦理观念在作祟。其实印度有“阐释现实实例中的伦理问题”的实践伦理传统。印度的实践伦理重在“行”，而欧洲伦理学偏重“对伦理行为的纯粹讨论”。(21)在欧洲，伦理学是哲学的分支，是以认知为目的的对人类行为规范的研究。而实践伦理源于现实生活实例，分析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不对个人行为作出规定，也不发出道德戒律，而常常指出人类行为的“道德困境”，因而是开放性的。对印度实践伦理的研究加深了斯皮瓦克对欧洲哲学家相关论述的理解，让她认识到弗洛伊德对可终结与不可终结分析困境的表述和德里达视伦理为不可能的经历的看法对规定性欧洲伦理学的突破。作为一个文学和文化批评家，斯皮瓦克通过阅读奥维德《变形记》故事中的两个神话人物——艾可和纳西斯——来阐发异质伦理的观点。她将奥维德的故事解读为“自我认识和对他人认识之间的困境”。体现自我认识的是纳西斯的故事，他恋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而当他意识到他爱的是自己的幻影时，却落入水中淹死了。斯皮瓦克将纳西斯的倒影形象与精神分析中的镜像原则联系起来，认为“心理分析的结论是对纳西斯的自我形象(I am that)的重写，只是将自我形象转变成他人形象(Thou art that)”。(22)与纳西斯陷入自我意识假象不同，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借助于心理病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感受，对他(她)的心理病因作出客观诊断。但在斯皮瓦克看来，这些诊断本身就是典型的“伦理实例”，因为从诊断中我们读到的更多是诊断者自身的意识投射。以著名的狼人诊断为例，弗洛伊德言之凿凿的结论后来都被推翻了，原先认为的科学论断最后证明只是大胆的假设而已。在纳西斯模式中，他者消失在自我的中心意识下，无论是殖民主义文本还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本，非欧洲文化都陷落在欧洲的自我陶醉及各式各样的意识假象中。(23) 斯皮瓦克把奥维德的故事看成一个有关责任与惩罚的寓言。在《变形记》中，森林中的小精灵艾可爱上了纳西斯。但她的爱没有得到自恋的纳西斯的回应，她因而神伤殒命，后化成石头，重复他人说话的尾声，是为回音。艾可的伦理学价值在于“作为一个关于惩罚的故事，它让人意识到对自我界限的超越”。没有主体位置和自发性，艾可“作为无意图的伦理主体，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伦理的神秘责任，即主体的不可理解性”。(24)这种不可理解性与勒维纳斯伦理的他者性颇为类似，斯皮瓦克在尾注中直接引述了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绝对异质性的表述，称“艾可是绝对的他者”。(25) 从奥维德的故事中一个常被疏忽的边缘之处，斯皮瓦克构建了两种伦理模式：指涉自我的纳西斯叙事和绝对他者的艾可叙事。斯皮瓦克从具体的文本阅读中对两种伦理模式做了进一步阐发。纳西斯伦理模式的范例取自斯皮瓦克最钟爱的印度作家马哈斯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的短篇小说《狩猎》(The Hunt)。小说女主人公玛丽是一个部落女性被英国殖民者强奸后生下的女孩，她大胆泼辣，富于抗争精神。对于母亲屈辱地生下并养活她，她说，“在我出生时，我母亲就该把我杀了。”对此斯皮瓦克评论道，“这是纳西斯模式显现的时刻：如果我想让我不想要的东西消失，我也会消失。”(26)纳西斯模式是自我意识对他者的占据和消解，他者从属依附在自我的阴影之下，没有独立性，只要自我消失，他者也就跟着消失了。在斯皮瓦克对殖民地的文本解读中，还有不少被自我同化的他者的例子。 艾可模式的范例选自《幻想曲》(Fantasia)，一部阿尔及尔女作家阿西斯·德加芭(Assis Djeba)用法语写成的自传。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尔人的官方用语是法语，对于被统治的阿尔及尔人，这是体现欧洲白人优越性和殖民意识形态的语言。这套逻辑严密语法规范的书写符号无法捕捉阿拉伯语思维的丰富与感性。另一方面，阿拉伯地区是父权至上的世界，女性表达自我意愿的空间逼仄，她们的哀怨心声常常只能在女性间口口相传。作为一个殖民地女作家，德加芭面对的是双重的意识形态压迫，她的命运和奥维德故事中只能应声的艾可颇为类似。艾可的回声只是回应他人的余音，德加芭的书写很可能是被主流话语所书写。艾可的想法无法通过残破的回声来表达，德加芭的故事似乎注定消失在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里。《幻想曲》选择用逻辑严密的法语来表达阿拉伯女性的感性生活，从而折中了父权书写与女性的口述传统，斯皮瓦克称德加芭的独特创作风格为“反声音”(a-phonie)，它有着“难以驯服的抵抗性”。它的抵抗性体现为透过主流话语的夹缝，让读者看到无法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包容的殖民地女性的独特生活和感悟。它的抵抗不是对殖民话语和父权话语的激烈声讨，而是通过曲折的表达传递出殖民地女性的神秘，与艾可一样，它是一种指向他者绝对异质性的书写。(27) 三 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异质伦理思想同样体现在她对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本的细读中。其文本细读超越了保罗·德曼对语言隐喻的关注，旨在揭开文本所呈现的欧洲“世界化”的过程。欧洲殖民主义扩张在殖民文学中被美化成上帝赋予的神圣文化使命，是对原始落后地区的慷慨拯救。“世界化”一词隐含在西方殖民家到来前，落后地区处于蛮荒状态，如此，殖民者的征伐被转换成了无私的拓垦和对上帝福音的传播。相对于西方殖民者自命为上帝的选民，萨义德笔下的西方话语对东方充满懒惰、愚蠢和贪婪的成见。在《三个女性文本和帝国主义批判》(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一文中，斯皮瓦克围绕着“世界化”将三个欧洲女性书写的文本作对照阅读。《简·爱》(Jane Eyre)是殖民主义的文本，反映了殖民者对第三世界的“世界化”；《茫茫藻海》(Wide Sargossa Sea)是后殖民文本，从被殖民者的角度对欧洲“世界化”过程进行改写；《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解构主义的文本，解构了欧洲“世界化”赖以存在的伦理基础。通过三个文本的互读，斯皮瓦克对帝国主义的话语暴力做了深刻的揭示和鞭挞；她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在被忽视和边缘化的殖民他者形象，以此阐释异质伦理所蕴含的价值多元性和开放性。 《简·爱》是经典的元女性主义文本，斯皮瓦克“突破性”地把它纳入到“帝国主义话语”中加以解读。(28)在她看来，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对立是文化产物，体现在室内空间等级分布和家庭的组成形式。《简·爱》主人公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始于起居室旁早餐室的窗帘后面“被三层边缘化的位置”。从这个处于极端边缘的起点，简·爱逐步向中心移动，她的成功故事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体现。但伯萨·梅森却是必须被牺牲的人物，这是“帝国主义公理造成的”。(29)作为罗切斯特的合法太太，她是简·爱与罗切斯特合法结合的障碍，透过女主人公的视角她被处理成了异于人类的野兽：“屋子的那一头，有一个身影在昏暗中来回跑着。那是什么呢，是野兽呢还是人?乍一看，看不清楚；它似乎在用四肢匍匐着；它像个什么奇怪的野兽似的抓着、嗥叫着。”(30)这个经典描写成了奉行“欧洲和她的非人类他者”的帝国主义公理的最佳注脚。(31)斯皮瓦克不是简单揭露帝国主义公理强词夺理的荒谬，而是企图靠近无法自我言说的他者，那个不可能的视角。 《茫茫藻海》是出生于多米尼加的女作家琼·里斯(Jean Rhys)从他者的视角对《简·爱》的改写。与《简·爱》里“阁楼里的疯女人”不同，里斯笔下的伯萨血肉丰满，性格鲜明。里斯不仅描写出她的人性，还透过她的视角有力揭露了帝国主义打着文明的幌子所实行的巧取豪夺。命名是殖民者侵占财物宣示所有权的常用作法，里斯讲述了罗切斯特将安瓦内特改名为伯萨的过程，这个具有仪式和象征意味的命名是帝国主义对作为来自殖民地他者的伯萨进行意识改造和控制的开端。斯皮瓦克引入心理学的镜像原理分析关在阁楼里的伯萨的自我意识，发现她“视自己为他者，勃朗特的伯萨”。(32)也就是说，不仅伯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她的意识也被套上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在镀金的镜框里，伯萨看到的自己是头发掩面的“鬼”。镜框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化物，在无处不在的主流话语中，伯萨成了“帝国主义认知暴力的寓言，她构建的自我毁灭的帝国主义臣民形象是为了证明殖民者社会使命的伟大荣光”。(33)如果说伯萨是殖民者的他者，那么她的女佣克里斯托弗就是双重的他者，而正是在里斯对她着墨不多的描写上，斯皮瓦克找到了绝对异质性的范本：“这部在欧洲小说传统内以一个白皮肤克里奥人而非当地人立场写的小说，无法框定克里斯托弗。所有批判帝国主义的视角都不能将他者转化成自我，因为在帝国主义的蓝图里绝对他者早已被改换成能巩固帝国主义自我利益的驯良的他者。”(34)也就是说，他者的绝对他性超越了殖民和后殖民文本，指向不受主流话语——无论是殖民话语还是欧洲中心话语——污染和控制的开放领域，或许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不可能的经历”。(35)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的融合了哥特式小说和浪漫主义风格的科幻小说，被视为现代科幻小说的鼻祖。小说以书信体写成，讲述弗兰肯斯坦在实验室中造出一个人形的怪物，随后又将他丢弃。缺乏关爱的怪物渴望人类文明的熏陶，但是他处处遭遇的都是敌意和冷眼。他随后对弗兰肯斯坦施以残忍的报复，杀害他的亲人和情侣。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悬念，读者只读到在茫茫雪原上追踪怪物的间接报道。斯皮瓦克认为《弗兰肯斯坦》对怪物的描写突破了殖民文学通常的叙事框架，打破了被奉为圭臬的帝国主义公理。《三个女性文本和帝国主义批判》一文几经修改，反映出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异质伦理观的逐步形成过程。在1985年作为单篇发表时，关于《弗兰肯斯坦》对他者的处理，斯皮瓦克未加评论。十多年后，当该文修改扩充后收录到《对后殖民理性的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一书时，斯皮瓦克加入了一段评论：“雪莱对他者作了细分，辨析了卡里班和阿里尔的微妙差别，没有将怪物作为道德教训的对象。在我看来，这些细微的辨析是该书政治重要性的标志。”卡里班和阿里尔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The Tempest)当中的两个人物。卡里班本是小岛的主人，但是在白人普洛斯佩罗来到岛上后，他失去了财富并成为普洛斯佩罗的奴隶。阿里尔是岛上的精灵，被普洛斯佩罗囚禁，成为听命他指挥的奴仆。面对入侵的殖民者，卡里班满心愤恨，图谋自立，阿里尔则心甘情愿地做了帮手。斯皮瓦克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表明殖民地人民难以被殖民话语限定的异质性。小说的结尾，弗兰肯斯坦追随着怪兽消失在雪原，其所代表的文明和进步未能取得对异质他者的胜利，未能驯服的怪兽正是斯皮瓦克所说的“无法被自我同化的”异质性的生动体现。(36)这三个文本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他者的不同视角，无论是殖民文本还是后殖民文本抑或是解构文本，斯皮瓦克通过细致的文本细读，透过主流话语设置的层层幕布，为我们揭开殖民地他者不为主流话语包含的异质性。斯皮瓦克的伦理阅读不是旨在证明主流话语的谬误，或建立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而是在殖民和后殖民文本叙事的边缘缝隙里找寻他者的印记，揭示后殖民异质伦理的开放性，从而将后殖民文本阅读带入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注释： ①John McLeod, "Introduction",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Studies, ed. John McLeod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3. ②⑧Neil Larsen, "Imperialism,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in Companion to Postcolonial Studies, eds. Sangeeta Ray and Henry Schwarz (Oxford, UK/Malden,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2005), p. 23, p. 45. ③④⑤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7, p, 35, p. 37. ⑥⑦⑨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4，34，147-150页。 ⑩John C. Hawley, 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Studies(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1), p. 12. (11)Bill Ashi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 4. (12)(13)(14)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86, p. 86, p. 114. (15)David Huddart, Homi Bhabh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26.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Gayatri Spivak, "Echo", in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4, No. 1, Winter, 1993, p. 17, p. 18, p. 19, p. 20, p. 21, p. 19, p. 22, p. 17, p.32, p. 43, p. 24, p. 29. (28)James Procter and Peter Morey, "Colonial Discourse Postcolonial Theory", in Year's Work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Vol. 12, 2004, p. 61. (29)(31)(32)(33)(34)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n Critical Inquiry, Vol. 12, No.1, Autumn, 1985, pp. 246-247, p. 247, p. 250, p.251, p. 253. (30)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295页。 (35)Jacques Derrida, "The Aporetics of the Nutshell", in 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 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 ed. John D. Caputo (New York: Fordham UP, 1997), p. 32. (36)Gayatri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9), p. 13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