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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何处是南方？ 森鸥外和木下杢太郎通过德语文学来获得和激发明治文学中“南方异国情调”的做法在明治日本并不特别。从文化交流史来看，日本文学从欧洲文学中寻求异国情调写作的资源最早是从翻译德语文学开始的。(58)19世纪末，日本文坛为德语圈所占据，领军人物则是森鸥外等有留德经验的作家。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伊良子清白也受惠于德语文学。(59)法语圈后来居上，包括上田敏和北原白秋在内的新生力量共同建设了一个法语文化圈。1908年成立的“牧羊神会”是日本法语文化圈内第一个艺术组织。(60)到1920年左右，法语文化圈发展迅猛，法国文学传统中的感官浪漫主义、通感、象征意象等文学传统为异国情调文学写作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源。(61)虽然同为“南蛮文学”的创始人，木下杢太郎和北原白秋却从德、法两条文化途径诠释了明治以来日本向欧洲学习的历史。但是，这些外国文学影响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从明治时期开始的日本现代文学是对欧洲的简单复制。相反，西川满以台湾为对象的“南方异国情调”写作便是早稻田法语文学圈传统在殖民地台湾所做的流变。明治以后建立起来的南方异国情调文学在日本具体的政治与历史语境之中发展起来。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留学且受到佐藤春夫影响的中国作家郁达夫也曾在他的短篇小说《南迁》中引用歌德的《迷娘之歌》。和歌德向往意大利不同，在《南迁》中，那令人向往的“南方”是“东京湾的东南边”，“一条葫芦形的半岛”。(62)它就是黑潮暖流与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流相遇的安房半岛。它“虽然没有地中海内的长靴岛的风光明媚，然而成层的海浪，蔚蓝的天色，柔和的空气，平软的低峦，海岸的渔网，和村落的居民，也很具有南欧海岸的性质”(《南》：54)。日本东南边的这个小岛对于在日本求学的中国主人公而言是一个“Hospitable，inviting dream，land of the romantic age”(《南》：54)。吟唱迷娘之歌的也不再是意大利小女孩，而是中国男主人公。占据主导地位的也不再是德国男主人公威廉，而是日本女性。故事的最后，当这位中国男主人公在日本女性面前受挫，他感觉“自家好像是变了迷娘。无依无靠的一个人站在异乡的日暮的海边上的样子”(《南》：77)。 这篇小说读来好像一个隐喻。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包括郁达夫在内的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奔赴日本，把日本看做是一个浪漫的、让人向往、堪比南欧的“南方”时，日本却有着自明治以来建立起来的自己的“南方”。从18世纪开始，通过引进一套不再以中华文化圈为坐标的世界系统，日本重新界定了“南方”。德川时代的日本已慢慢摆脱了传统儒学的“华夷”观。到19世纪末，在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观中，可以称得上“夷”的不仅包括“红毛”西人，也包括北方的北海道、南边的琉球和台湾。(63)“南蛮”处于边缘，日本处于中心。(64)然后那些在地缘上离日本较远的欧洲国家与琉球和台湾相比反而在“华夷”的坐标上离日本更近，这是因为它们在现代性和文明的坐标上离日本更近。相反，台湾和琉球这些在地缘上靠近日本的地区却由于它们在文明程度上的“落后”而显得疏远了。1910年，就在北原白秋创作出《邪宗门秘曲》之后，为了巩固日英同盟并庆祝横滨开港50周年，日本在伦敦举办了日英展览会。(65)在这次展览会上，日本增设了“殖民地”生活风土的特别展示，通过把台湾原住民推上展台，近代日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南蛮”。(66) 作为20世纪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力量，日本在自己的历史语境中翻译并发展了南方的异国情调想象。传统华夷观和新的以科技文明和军事实力为基准的世界观共同创造了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多重的“南方异国情调”。从欧洲到日本，从德语圈到法语圈，从九州到台湾，现代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南方异国情调”就这样在多重网络中错综复杂地展开着。何处是异国情调的南方？它是歌德的意大利、木下杢太郎和北原白秋的长崎遗迹、吉江乔松的普罗旺斯、西川满的台湾、郁达夫的安房半岛。它在欧洲也在亚洲。它不是固定的地理坐标，而是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文化再生物。本文并不想全面论述近代日本与西方的接触史，也无意于重述日本在台湾的文化殖民史，而只是想借助“南方异国情调”这一概念装置在历史相关性中“全球性”地思考文学与文化的流动与交往。(6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