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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宿 19世纪的欧洲经历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俄国尚处在封建农奴制的重压下，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均远远落后。1812年抗法战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同时普遍地感到这种落后的局面与欧洲大国的身份极为不符。19世纪初俄国的知识界几乎都为同一个问题所困扰——如何振兴俄国，使祖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对这个问题不同派别的思想家们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可以大体分为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前者认为俄国落后的原因在于长久地封锁于东方，没有接受西方先进的文化，所以应该打开国门，向西方敞开门户，在一切方面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意识和科学技术。斯拉夫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俄罗斯有极其独特的历史使命，在古老的俄罗斯宗法制体系内包含有将来能拯救世界的宝贵的精神遗产，所以俄罗斯不应把西方奉若神灵，而应该恢复彼得改革以前的传统体制，实现俄罗斯的复兴。果戈理认为两派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都看到了俄罗斯目前面临的问题，但由于失之偏颇，两派只看到了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没能全面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认为俄罗斯公民应当知道欧洲的事，但我始终深信，如若在这一味夸奖渴求知道外国的事情的情况下你忽视了自己的俄罗斯的原理，那么这些知识就不可能带来善，反而会使思想迷失方向。”[18]“所有这些斯拉夫派和欧洲派，或者守旧派和革新派，或者东方派和西方派，……我觉得他们只是对他们想成为的那种人的可笑的模仿，他们全都在谈论同一对象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走得离建筑物太近，因此只看到建筑物的一个部分，一方又离得太远，因此看到了整个正面，因此他们说的毕竟是关于主要的东西，而不是局部的东西。”[19]果戈理所说的“俄罗斯的原理”不是被他称为“克瓦斯爱国主义”的对俄罗斯一切现存事物包括陈规陋习的盲目自夸，对俄罗斯当前社会的虚假的赞美，而是蕴涵在民族心灵深处的道德感和崇高的宗教情绪。他把欧洲的启蒙思想比作“火镰”，而俄罗斯民众在“火镰”的敲击下爆发出觉醒的火花。欧洲的智慧只能被俄罗斯人用来审视自己，却不能单纯地用来模仿。果戈理说：“世界正在途中，而不是靠着码头。……一切都在寻找着什么，已经不在外部寻找，而在自己的内心里寻找。道德问题重于政治问题，重于学术问题，终于任何别的问题。……到处却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内心建构的思想：一切都期待着某种更加和谐的秩序。”[20] 一直在旅途中痛苦地寻求精神栖息地的果戈理最终选择宗教作为自己探索的归宿。果戈理晚年一直是怀着一种感恩的思想在创作着，认为自己生命的延续乃是出自上天特殊的恩惠。在果戈理看来，自己生而具有常人所没有的天启的智慧，因而有义务向民众传达上帝的声音。同时，俄罗斯也是上帝特别优选出来的民族，俄罗斯人民肩负着创立人间天国的神秘使命，在俄罗斯古老的宗法制生活中隐藏着拯救世界的秘密，这一点与斯拉夫派的观点极为接近。果戈理高度评价俄国人民天性中的宗教感，认为宗教在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和维持俄罗斯人精神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教会是俄罗斯一切事情的调解者，他说：“我国的教会已准备立即开始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光照整个大地。教会中蕴涵着真正的俄罗斯生活，从国务活动到普遍的家庭事务的方方面面，给一切以一条合理而正确的道路。”虽然果戈理在欧洲作过广泛的游历，也声称自己并不反对西方先进的思想，但他在天性上还是倾向于斯拉夫派的。因为“在我看来，绕过我们的教会，没有准请它的祝福便把什么新事物引进俄罗斯的想法是极其不明智的。未经我国的教会以基督之光施以洗礼，就把无论什么样的欧洲思想嫁接到我国的思想上，这甚至是极其荒谬的。”[21]俄国的东正教会比之西方教会更加适宜于同上帝直接交流，不但使人的心灵，而且也使人的理性达到高度自由的发展，不但使个人接近上帝的真理，而且能让全人类加入到对上帝最高本质的沟通之中。因此，俄国大地上教堂林立，而且都是由俄国百姓们自愿酬款建立的。果戈理对教会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俄国白银时代的宗教思想家如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等。崇高的宗教感是俄罗斯诗歌的源泉，俄国诗人有一非凡的才能——把抒情的对象与上帝联系起来，从中感到对象的崇高。“因为俄罗斯心灵由于自己的俄罗斯本性，不知何故就能在某种程度上自行感悟到这点。”[22]在果戈理看来，俄国诗人很少直接反映社会的现实，关注的总是此在世界中与彼在世界相契合的事物，努力发现人的心灵通向美好王国的奥秘。因此，俄罗斯诗歌就不是为了当代而作，不是为了现实功利而作，而总是企图超越现实，超越当代，为了将来最终完美的世界降临到大地上的理想而作的。“诗歌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在我们中间确实存在着自身美好的东西，并且不要忘记吸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23]果戈理的这一思想在19世纪末诞生的俄国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象征派的理论创作中得到了呼应，勃洛克这位象征派诗歌的主将就把自己心目中未来的俄罗斯形象称作果戈理的孩子，而勃洛克的象征主义的诗歌更是进一步发挥了艺术的神秘的魔力，以之超越尘世生活，奔向永恒性灵的不朽。 “艺术就是同生活和解。”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对主人公的嘲讽越来越带有悲天悯人的色彩，同时，他更加努力地在作品中并不完满的人物身上寻找英勇豪迈的品质，甚至不惜歪曲事实，虚构出一些代表作家精神信念的理想人物形象，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较公允地评价说：“在《死魂灵》第二卷许多断片中，有着许多虚构的东西，而且不能不看到，它们的产生是由于果戈理有着一种自觉的愿望，要把欢乐的成分加进他的作品里去……这种虚构的理想化所以产生，有许多场合完全处于作者的任性；可是其他一些断片的产生，却是由虽然不小，但毕竟是真诚的并非任性的信念所产生的。” [24] 《死魂灵》所指定的得救道路即是赫罗布耶夫之路——放弃尘世的财产，追求另一个世界的幸福，把自己整个献给上帝，就能洗刷过去的罪恶。吃喝玩乐将家产挥霍一空的赫罗布耶夫只在内心里大喝一声：“上帝啊，赐福予我吧！”果然就感到勇气和力量渗入了心灵，前方出现了光明。果戈理相信这样的道路同样适用于自己。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创作出完整的《死魂灵》，将之作为献给上帝的礼物。然而在此之前首先要在精神上达到崇高的境界，然后才能实现自己报效祖国，为祖国供职的诺言。1842年，他在纪念命名日的午宴上宣布，将去朝拜圣地耶路撒冷，然后回国。常年流浪的游子终于回到了祖国的土地，把整个俄罗斯当作修道院，以实现精神上的超拔和更新。 果戈理的一生都在四处漫游，果戈理的思想也总是在不停地求索，总是不满足当下的状况，这使得同时代以及后来的研究者往往被作家自相矛盾的话语搞得迷惑不解，有的批评者便抓住一点或用古典主义诗学的范畴来解释果戈理的创作，或将果戈理归入宗教思想家的行列，或干脆在果戈理身上寻找现代主义思潮的源头。其实果戈理的矛盾只能是俄罗斯的一种特殊的现象，任何一种现成的术语或概念都无法完整地涵括果戈理复杂而又深刻的创作道路，理解果戈理首先要懂得他对俄罗斯的爱，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深切关怀，和俄罗斯本身特殊的民族品性。果戈理的探索虽然最终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为此他将耗尽多年心血，数易其稿的《死魂灵》手稿也付之一炬，然而凭着对祖国深切而痛苦的爱和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他比同时代人更敏感地意识到俄罗斯独特的归属和使命，他的整个探索的旅程也就为俄国下一代的知识分子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果戈理的名字也成了知识界一个不断舍弃自我，追求真理的象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