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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针对上述否定莎翁的声浪，以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另一批文学家纷纷加以驳斥，对这股否定浪潮做了再否定。 屠格涅夫属于俄国文学界的西欧派，久居国外的他对莎翁的了解高于一般人。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一书刚刚面世时，敏感的屠格涅夫就看出了此书的潜在危险：“至于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他的主要罪状是：在他眼里，艺术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复制品……” 艺术来自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虽然屠格涅夫在这里不是特地为莎士比亚而论战，但读者不难发现他与莎士比亚的思想共鸣。在短篇小说《够了》（1865）中，屠格涅夫在提到“人民性、权利、自由、人类、艺术”这些永恒的字眼时说：“是的，这些字眼存在，许多人以这些字眼为生，为这些字眼活着。但我仍然觉得，若是莎士比亚再生，他无论如何不会抛掉他的哈姆雷特，他的李尔王。”作为一位深受西欧思想影响的作家，屠格涅夫何尝不知道人民、权利、自由等主题的重要性，但在他看来，米罗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典更为实际。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屠格涅夫还是选择了前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是捍卫莎士比亚最积极的人物。在关于《群魔》的记事本中，作家借主人公之口高度颂扬莎士比亚的伟大意义：“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宣称，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农民，高于人民性，高于社会主义，高于人民，高于满足他的需要，高于几乎人间的一切——因为这是人类生命的果实——是为之而生的一切，缺少了它，我也不愿意活。”人不是机器，必须打破“二二得四”这个理性之墙的桎梏，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地下室手记》以来一直在呼吁的事情。为此，人必须要坚持生活中诗意的一面，坚持“莎士比亚和拉斐尔高于一切”，因为精神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底线。这一点，恐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捍卫莎士比亚的最直接原因。在这位小说家看来，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其根源在于思想的简单化。“简单恰恰蕴含在对达到虚无的渴望中，这也是一种安心，因为还有什么比零更简单和让人安心的？……简单是分析的敌人。”思想的简单化体现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惰性。 可悲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恰恰有那么一部分人自以为读懂了莎士比亚，自命为鞋匠们的代言人，把“莎士比亚或皮靴”这样的问题摆到俄国公众面前，看似为民请命，满怀正义，实则却造成了底层民众对文化的无知。到了20世纪十月革命之后，即便有列宁等人的制止，少数怀有“鞋匠”情结的激进分子对文化遗产大肆破坏，险些令俄罗斯文化走向毁灭，以至于愤懑不已的高尔基写下了那本著名的著作：《不合时宜的思想》。 加缪有一句话，其实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好阐释：“人们看得很清楚，在这场莎士比亚和鞋匠之争中，诅咒莎士比亚和美的并不是鞋匠，恰恰相反，是那些目前仍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人，是那些并不选择以做鞋子为终生职业的人；他们毕竟永远也做不出一双靴子来。”因为真正的鞋匠并不一定了解莎士比亚为何许人，他们只是被那些居心叵测的文化虚无主义者做了一回道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