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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说《西岸上的宣礼》所说的“最近这个世纪”才失去的“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首先是民族传统。“已经很长时间了，达尔班德蔚蓝色的天空，很少再映现出稳重的男人们的长衫和圆柱形高帽，严肃却不失快乐的脸孔，聪明伶俐的孩子们的椰枣色发辫，女人们的美貌和黑袍。”现代化(西方化)带来了全球衣着服饰的“一体化”，当然，以西方现代服饰为标准。衣着服饰是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标志之一，就如同我们往往以服饰来分辨中国众多不同的少数民族一样，因为服饰相对于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来说，是一望即知的，尽管后者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可以说，衣着服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名片”。因此，小说以伊朗传统衣着服饰(女人的黑袍，男人的长衫和圆柱形高帽，以及下文提到的缠头巾)在达尔班德的消亡象征了西方化使伊朗民族传统在这座城市里日渐消亡。但是，整体的消亡中有着个人的坚守，小说主人公阿里伽里始终坚持自己的民族着装，尽管不为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所容：“达尔班德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已经脱离了东方的生活方式，这座城市如何再能忍受这个身穿破旧长衫、头上蓬乱缠着头巾的老头？”服饰是外在的东西，但小说通过这一外在物揭示的却是拒绝同化、坚守民族传统这一珍贵的内在意志品质。 信仰是小说《西岸上的宣礼》所说的“最近这个世纪”才失去的“古老的令人精神振奋的东西”的核心。现代化(西方化)带来的最大灾难即是信仰的沦丧。“自从伊朗人丢掉这个城市……宣礼员舒缓低沉的宣礼声，他那满怀激情的歌吟，再也没有传入不幸的达尔班德人的耳中，达尔班德再也享受不到东方土地上抚慰灵魂的生活魅力。这沁人心脾的旋律，这大自然的诗的律动，仿佛来自夜莺的啼吟，已经很长时间不在这不幸的城市的柔媚上空回荡。”“新的文明与宣礼员扣人心弦、如泣如诉的恒稳不变的旋律有何干系？”宣礼声是贯穿全篇小说的主题象征意象。在小说中对宣礼声用得最多的修饰语是“令人精神振奋的”(ruhbskhsh，也可译作“赐予人灵魂的”)，宣礼声的消亡不仅仅只是伊斯兰教在达尔班德消亡的象征，更是信仰、精神、灵魂在达尔班德缺失的象征。尽管西方文明宣称以基督教精神为立国之本，尽管美国标榜“是世界上最具有宗教精神的国家”，尽管……不论多少个尽管，但是，当西方文明以繁荣的现代化程度为其表征时，已经显示出其基督教信仰的缺失，所谓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成为一个没有实际内容的术语。西方化，从来不意味着基督教化，而是意味着物质欲望化、信仰沙漠化。已经成为西方文明一员的达尔班德是新式的和现代化的，同时也是一座没有信仰的城市。若不是“人们建筑在达尔班德城中心的酒吧和大教堂，使他的这份爱日胜一日地沸腾”这句话中“大教堂”一词(这也是全篇小说中唯一关涉西方文明的信仰的一个词)，几乎让人全然忘记了西方文明的“基督教”特征。然而，当“教堂”与“酒吧”并置，教堂不再成为信仰的象征，而成为信仰沦丧的象征，成为现代灯红酒绿的社会中对信仰的嘲讽和蔑视。 如同服饰问题一样，在信仰的整体消亡中有着个人的坚守。坚守着民族传统的阿里伽里生活在信仰的沙漠中，精神无所皈依。然而，当他去伊朗探望亲戚的那些日子里，在父辈们的土地上，“清真寺宣礼员具有穿透力的宣礼声，在东方大地上清新的空气中，让他的耳膜愉悦了好些日子。他是如此的着迷于这上天的音乐的扣人心弦的声调，以至于从那之后，除了听这歌吟，他不再有别的奢望。他只为此而活着：再听一次这令人精神振奋的歌吟，然而，是要在他自己的城市中听到这声音，在死亡来临时，让这歌吟抚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信仰的向往，对精神的渴望，支持着阿里伽里在达尔班德度过余生。 之所以一定要在达尔班德听到伊斯兰教的宣礼声，对于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小说主人公来说，更多的是寻求一种民族身份认同。然而，对于小说作者来说，寓意则远远深于此，作者是希望在因西方化而丧失了信仰的伊斯兰土地上重新响起伊斯兰信仰的声音。于是，小说出现了一个极富有象征意义的情节：一位来自伊朗的高级毛拉(伊斯兰教士称谓)出现在达尔班德城，他是来收取堂兄弟的遗产的(这一点也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达尔班德原本就是伊朗的领土)。在阿里伽里的请求下，这位伊朗高级毛拉在黄昏时分登上大汗清真寺的宣礼楼，唱响了昏礼的宣礼，“那令人精神振奋的音乐的最后声调萦绕在达尔班德上空！” 因此，当伊朗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纳非西通过达尔班德这个从伊朗分离出去的城市的西方化，揭示出西方化只会给伊朗民族带来民族 传统的消亡和信仰的沦丧，同时通过对主人公阿里伽里的塑造，表达了伊朗人民对坚守民族传统和民族信仰的坚强信念。 回到文章开头，小说真的成了伊朗现代社会发展的预言。礼萨王登上国王宝座后，开始了大力度的现代化改革，伊朗社会日益现代化，当然，也日益西方化。后来礼萨王因在二战中奉行亲德政策，在1941年被同盟国赶下了王位，礼萨王的儿子登基(称为巴列维国王)，全面奉行亲美英政策，开始白色工业革命，伊朗社会全面西化，大街小巷到处是着迷你裙、袒胸露背的性感女郎，清真寺旁边开起了灯红酒绿的夜总会，成为对宗教信仰的莫大讽刺。巴列维国王实行的现代化，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并意欲一蹴而就。超速发展之下，表面上国家经济发达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1972年伊朗的人均国民收入列世界第9位，伊朗经济的超速发展在当时被称作奇迹)，但实质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根本无法解决。社会生活表面繁华的光环掩盖之下的实际上是混乱——社会秩序的混乱，人心的混乱。信仰失落，传统消亡，道德沦丧，整个社会色情泛滥，物欲横流，唯利是图，不惜采取坑蒙拐骗等一切卑劣手段暴敛横财，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倘若说传统文化的失落更多的是让伊朗文化人感到悲哀的话，那么社会道德的沦丧则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伊朗人触目惊心。一个民族赖以立足于世的精神支柱濒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广大民众在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诅咒现代化的关键原因。当时的伊朗知识分子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纷纷谴责西方化带来的信仰沙漠化。伊朗现代著名诗人阿赫旺在诗集《〈列王记〉的结束》第一版序言中说：“我叹息为什么在这时代精神变得是那样陌生？人们为什么不守卫古老传统中的圣洁？人们为什么要蹂躏花朵？为什么……”⑦ 一连串的“为什么”表达了诗人对社会道德沦丧的痛心疾首。著名女诗人福露格的长诗《大地的经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的根源在于人失去了精神信仰：“怎样的没有尽头的空啊/太阳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那已从心中逃掉的悲伤的鸽子的名字/就是信仰。”⑧ 伊朗文坛领袖阿勒·阿赫玛德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西化瘟疫》中，在深刻剖析现代化(西方化)给伊朗社会带来的重重灾难的同时，明确认识到宗教学校和高等院校的人文学科应该担负起抗击西化瘟疫的责任。宗教教育可以阻止西化瘟疫下的信仰缺失，而人文学科可以通过加强本国的文化、文学和风俗传统来遏制西化瘟疫的蔓延。⑨ 总之，在伊朗现代化(西方化)最高潮的时期，伊朗民众像阿里伽里一样，在信仰的沙漠中充满了对精神皈依的渴望和期待，盼望着信仰的声音重新响起。于是，信仰的声音出现了，1979年宗教领袖霍梅尼让伊斯兰信仰的声音重新响起在伊朗上空。 小说《西岸上的宣礼》结局是：达尔班德市民把在清真寺宣礼楼上唱响宣礼的伊朗高级毛拉赶出了达尔班德，他们不能容忍宗教的声音重新出现。小说真的是一篇预言，西方世界正尽全力扑杀伊斯兰的复兴。小说的预言真的会成为现实吗？ 最后再谈一谈小说题目中maghreb一词的多重内涵。maghreb本意为日落之地，即西方、西边，现在多泛指西方国家。maghreb又是一个专有名词(译为：马格里布)，指北非的伊斯兰教国家(这个含义现在还在用)，因为它们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边。同时，maghreb又指穆斯林一天五次礼拜(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宵礼)中的“昏礼”，即在黄昏日落时分做的礼拜，小说主人公阿里伽里在生命最后时刻听到的也是黄昏时分的宣礼，因此，该小说题目也可译为《昏礼的宣礼》。具体在这篇小说中，maghreb又指里海西岸，被小说作者和主人公视为与“东方”相对的“西方的土地”。笔者认为《西岸上的宣礼》这个译名较《昏礼的宣礼》更能够表现出作品的深层思想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