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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从新闻自由走向权利滥用的暴力 在新闻自由的庇护下，《日报》的污蔑性报道行为被解读为防止社会陷入恶劣困境的有效途径，获得了司法者“几乎可被称作充满激情的”(Ehre：63)辩护。由言论自由衍生而来的新闻自由曾经被视为媒体对抗国家政治的利器，媒体也因此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然而，当个人信息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后，媒体间竞争产生的压力直接促使媒体将目光聚焦于所谓具有轰动效应的同他人私生活相关的事件。对巨大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让媒体逐渐忘却了新闻的伦理。(11)哈贝马斯曾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媒体逐渐失去了它原初的功能，作为言论自由和利益平衡、个体权利诉求对抗国家控制的媒体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由社会上层发展起来并代表一定利益团体的“伪媒体”。(12)在滥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的过程中，媒体演化为民主国家体系内堪与立法暴力、行政暴力和司法暴力比肩的第四种暴力，即伯尔“想谈的另一种暴力……某些媒体康采恩实施的新闻暴力，他们制造毫无同情的氛围让工作变得困难，他们对诽谤污蔑行为毫不感到耻辱”(13)。媒体暴力或曰新闻暴力充斥在《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中。小说描述了这类暴力在社会个体层面的泛滥，具体体现为文本中《日报》对卡塔琳娜的大量负面的甚至诋毁性的追踪报道。 正如卡塔琳娜所言，“所有我认识的人都看《日报》”(Ehre：59)，媒体在小说中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警察也从《日报》获取某些信息(see Ehre：107)。在搜查当日的审讯结束后，莫伊定预判性地告诫卡塔琳娜“明天不要翻开任何报纸”(Ehre：32)。果然，第二天《日报》的晨刊就刊载了未经证实的歪曲报道，醒目的大标题以“强盗的情妇”一词开头，以这种方式诱导读者并渲染整个案件，因为“情妇”这个称呼在用语上等同于贬义词“妓女”。(14)在接受采访时，布罗纳认为“卡塔琳娜是个非常聪明冷静的人”(Ehre：33)，但《日报》将其歪曲为卡塔琳娜“冷血且算计”(Ehre：34)。这个文本片段的现实题材来源于发生在1971年12月凯泽斯劳滕的一次银行劫案，该案中一名警察被射杀。第二天，《图片报》即以大标题《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继续谋杀》进行报道。然而，警方对此只是怀疑而已，尚未掌握足够的证据，负责案件的刑事警察也声称：“我们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证据指证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对此次袭击负责。”(15) 作为媒体的代言人，《日报》记者托特格斯是丧失良知、卑鄙自私的象征。托特格斯总是通过所谓证人之口发布虚假的事件细节，利用规则的漏洞游走于法律许可与禁止的边缘，成功地转移个人责任。就在警察搜查卡塔琳娜住所的当天，托特格斯已经以媒体从业人员特有的敏锐开始查找卡塔琳娜母亲的地址了。他发现，卡塔琳娜的母亲正在住院，以正规的渠道不能采访到她：“勃罗姆太太接受了一次大的但成功的癌症手术，目前需要静养；她的康复取决于情绪的稳定，因此不可能接受采访。”(Ehre：99)于是，托特格斯乔装成修理工来到勃罗姆太太的病房，并就大量“事实”逼问她，虚弱的勃罗姆太太未做出实质性的回答并随后去世。《日报》以无耻的方式报道了整个“故事”：“《日报》一直致力于让您全面了解事件，并已成功收集了进一步的信息以明晰勃罗姆的性格及其模糊的过去。《日报》记者采访到了她病重的妈妈。她首先抱怨自己的女儿很久未去探访她。”(Ehre：38-39)同时，《日报》始终在心理上强化其所谓的对公众的信息义务和保护功能，声称自己“一如既往地立足于事件的本来”(Ehre：35)。正是在这样所谓追求事实的正义外衣下衍生出了对特定个体的暴力。 《日报》致力于将整个事件政治化，建议读者进一步想象这个极端女人以及她的友人们参与的阴谋。她的朋友被贴上“同盟者”的标签：布罗纳先是被称为“左翼”(Ehre：41)，后来干脆被叫做“红色律师”(Ehre：111)、“左翼律师”(Ehre：117)，而布罗纳的太太特鲁德在学生时代则被称为“红色特鲁德”(Ehre：41)。卡塔琳娜的前夫，“正直的纺织工人”布雷特洛，也就该事件通过《日报》呼吁“必须停止对社会主义的错误想象”(see Ehre：39)。这种以第三者角度为出发点的报道方式，无疑为整个言论添加了更为有效的客观性和真实感。卡塔琳娜退出教会的行为也借布雷特洛之口被演绎为“仇视教会”(Ehre：39)，在当时的社会与意识形态语境下，这带有强烈暗示：教会代表保守主义，仇视教会即是支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卡塔琳娜因此被赋予了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背离的对立形象。(16) 《日报》对司法和立法的直接干预也在文本中有所体现。在针对卡塔琳娜的调查结束后，《日报》仍然质疑这种“掩盖耻辱”的行为，同时以质问的口气认为审讯手段和方法过于轻柔：“对于非人者还须人性地对待吗？”(Ehre：110)这种媒体审判现象的出现，在亨利希·肖勒看来，是对司法独立的巨大威胁，也是“非技术性的滥用职权”(17)。媒体已经丧失了自我控制，背离了新闻报道的目标，滑入政治化的黑洞。在评价整个事件时，日耳曼学学者约亨·沃克特指出媒体对规则的超越的危害：“历史地看，媒体具有保护公民及其私生活免受国家暴力非法侵害的功能；卡塔琳娜则位于完全颠倒的处境，国家对保护并帮助她对抗媒体的恣意也表现出近乎无能的漠然。”(18)在媒体的追踪下，卡塔琳娜被动地走入了公众的视野，任媒体以暴力的方式将其塑造为所谓强盗、杀人犯、银行抢劫犯的情妇，从而在道德上被蔑视，在社会地位上被“非人化”。媒体原本应以理性的方式唤醒公众意识并为其预留形成个人观点及价值取向的空间，从而参与民主化舆论的构建，《日报》却是在新闻自由的掩护下，利用自身对社会多数群体的影响，剥夺了个体的存在空间，同时还为媒体自身对个体的诋毁贴上了所谓客观的标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