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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别林斯基文学批评的典范性，他对文学真理的无条件的热爱与忠诚，近乎完美地体现于他对果戈理的肯定与否定兼而有之的批评。在世界文学史上，像果戈理与别林斯基这样的相得益彰的创作—评论共生现象，极为罕见。阅读果戈理的作品，而不读别林斯基的评论，就好比游览巴黎而漏掉了卢浮宫。 果戈理的幽默和讽刺，不同于拉伯雷和莫里哀，也不同于萨克雷和菲尔丁——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温柔的怜悯，甚至深深地爱着他们，所以，他的讽刺就谑而不虐，有一种含着同情的诗意性的感伤，让人在捧腹大笑之后，顿觉悲从中来，心里别有一种酸楚而怅惘的感觉。对果戈理作品的这一特点，别林斯基的阐释，准确而深刻，令人拍案叫绝。尤其是1835年发表于《望远镜》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激情饱满，酣畅淋漓，不仅提出了“熟悉的陌生人”、“含泪的喜剧”等经典性的概念，而且还在开阔的比较视野中，揭示了果戈理作品的“显著特征”：“构思的朴素、十足的生活真实、民族性、独创性”，以及“那总是被悲哀和忧郁所压倒的戏剧性的兴奋”(30)；揭示了果戈理“纯粹俄国的幽默”的特点：“平静的、淳朴的幽默，作者在这里装扮成傻子的模样”，以及“诗歌的秘密”：“当你一直读到那悲喜剧的结局的时候，为什么会那么悲痛地微笑，那么忧郁地叹息呢?这便是诗歌的秘密!这便是艺术的魔力!你看见的是生活，看见了生活，就不得不叹息!……”(31)他认为果戈理的中篇小说的“纯洁的道德性”，将“对世道人心发生强烈而有益的影响”——“啊!在这样的道德性面前，我是随时准备屈膝下跪的!”别林斯基的这篇评论文章，凡认真读过的人，莫不击节称赞。正是通过别林斯基的引导，读者才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果戈理的价值，才理解了他的喜剧性作品的意义。 然而，后来，果戈理却出版了他的《与友人书简选粹》。在这本新作里，他自我作践，贬低自己的创作成就，否定自己昔日的文学精神，并且宣布，“只有到了自己的作品获得沙皇满意的时候，您才会对这些作品感到满意”(32)；还赞美俄罗斯的官方宗教，赞美落后的沙皇制度和宗法制度。果戈理的这本“极为有害的书”，“深深地激怒了和侮辱了”别林斯基。在他看来，果戈理误解了俄罗斯民族的“天性”，因为“神秘的狂热不是他们的天性”(33)；这本书不仅降低了果戈理做为作家的身价，而且特别是降低了他做为人的身价。做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别林斯基认为俄罗斯“最迫切的民族问题就是消灭农奴制，取消肉刑，尽可能严格地去实行至少已经有的法律”，然而，果戈理却教导地主“向农民榨取更多的钱财，教导他们把农民骂得更凶”，别林斯基说：“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的愤慨吗?……即使您有意要谋害我的性命，我也不会比为了这几行可耻的文字更仇恨您。”(34)。在《给果戈理的信》的开头部分，别林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尊心受到侮辱还可以忍受，只要一切问题都局限在这里，我在理智上还是能对这个问题沉默不语的，然而到得真理与人的尊严受到侮辱，这却是不能忍受的；在宗教的庇护下和鞭子的防卫下把谎言和不道德当作真理和美德来宣传，这是难以沉默的。”(35)别林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论战家”，就是这样一个高尚而伟大的文学批评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