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俄国文学在18世纪开始出现了平民化的主人公。文学平民化问题最初是由感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卡拉姆津提出的，他主张文学创作要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面向世俗生活。感伤主义起源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在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反映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第三等级的思想感情。启蒙主义作家有意识地将新的题材和人物引入到文学领域当中，创作了以“第三等级”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卡拉姆津的作品《苦命的丽莎》就以一个穷苦的姑娘丽莎作为自己的主人公，并且把她塑造成与贵族青年相比具有更高的道德感的人物形象。但是当时的文学仍然是以贵族阶层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平民主人公在文学中的出现只是偶然和特例。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自然派的出现，平民主人公才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当中，真正确立了自己作为文学主人公的合法权利。 平民知识分子是自然派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主人公，其文学形象的形成得益于这一阶层社会地位的崛起。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别而嘉耶夫指出：“知识分子的队伍是从不同的社会阶层集合组成的，开始时贵族占有优势，后来则是平民知识分子居多。”［5］平民知识分子从三四十年代开始登上了俄国社会生活的舞台。他们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渊博的知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人们是不爱这种新人物的，他们所以不爱他，因为感觉到他具有一种伟大的坚韧不拔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现实的证据，以别林斯基为代表，那时候已经显现在贵族知识分子的面前。”［6］ 平民知识分子以其自身的力量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赫尔岑的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作品《矛盾》和《一件错综复杂的事》都为这一形象的人物画廊奉献了不同的典型。屠格涅夫在短篇小说《安德烈伊·科洛索夫》中描写了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主人公在精神上的对立，在这篇小说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之间的对比路线。小说同名主人公科洛索夫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和果断的精神，他拒绝了一位姑娘的爱情，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位贵族青年很为这位姑娘感到惋惜，他向姑娘热烈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与科洛索夫的拒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在他许诺同那个姑娘结婚之后却又逃跑了，有一次他偶然听到姑娘的父亲在背后骂他：“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骗子！”贵族青年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良心的勇气，他的懦弱行为显示了贵族青年与平民知识分子在意志品格上的差距。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在屠格涅夫后来的作品《父与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平民知识分子主人公越来越多地引起作家的注意，生活本身把平民知识分子推到了生活的第一线，新类型的文学主人公正在形成，而旧式的贵族主人公的形象则越来越黯淡。 城市里的“穷人”和“小人物”也是自然派作家经常涉及的题材。启蒙主义倡导要为人的自由和幸福而战，要捍卫人的幸福和尊严。这些小人物不具有平民知识分子的战斗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们不是时代的主人公，但是他们同样值得人们关注，值得民主主义者为他们的幸福而斗争。城市穷人并不是自然派开启的选题，但是从自然派开始他们才集中出现在文学当中，成为文学作品常见的主人公。 达里的作品《一个人的一生，或涅瓦大街上的徘徊》、布特科夫的特写集《彼得堡的屋顶》以及涅克拉索夫的特写《彼得堡的守院人》等自然派作品都为我们呈现了城市贫民的真实生活画面。描写小人物最为成功的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穷人》，这部作品在自然派的历史中开创了一个时代。《穷人》从正面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小官吏，“向我们证明了，在一个最卑微的人的本性中有那么多美好的、高尚的、神圣的东西”［7］。陀思妥耶夫斯基准确地描写了杰乌什金对孤女瓦莲卡不切实际的爱情，这种爱情中蕴含着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虽然他面临着残酷的生活环境，但是他的智慧和心灵并没有衰退，他不仅分析了自己对瓦莲卡的感情，同时也进行了自我分析，他对瓦莲卡自我牺牲式的爱情中包含着热切的自我确立的渴望，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希望被尊重、被认可，表达了一个穷人强烈的自尊感。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小人物身上蕴藏的丰富的人性美，对杰乌什金的心理分析充满了社会批判的激情，这决定了小说的现实性和尖锐性。 自然派文学的另一个突破是真正接触到俄罗斯生活的主要层面——农民。以农民为描写对象并不是从40年代开始的，早在诺维科夫的讽刺杂志和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中就出现了农民的形象，然而俄国文学中农民这一题材的确立和深化是由自然派作家完成的。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曾经指出：“第一个成功地唤起公众对农民的兴趣的作家是格里戈罗维奇。他第一个使人们感觉到农夫并不是总是在跳圆圈舞，而是要耕地、犁田、播种，总是在伺弄土地，除此之外，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常常被这样的现象所打扰，如徭役、代役、征兵等等。”［8］格里戈罗维奇的小说《苦命人安东》的主人公安东是个识字的农民，他由于给城里的老爷写了一封控告管家的信而遭到了管家的报复。安东为了偿付管家催逼的人头税忍痛出卖自己仅有的一匹马，没想到马却被人偷了，马被偷了以后安东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外部的迫害力量笼罩在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农民的头上，最终导致一个危险的结局。安东的马被偷了，而他却是最终为此受到惩罚的人，这正是俄罗斯式的悲剧。半个多世纪之后E.索洛维约夫（安德烈耶维奇）写道：“俄罗斯式悲剧的模式就是，一个人一旦跌倒他不仅没有力量再站起来，而且完全相反，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天知道环境造就了怎样一条路使他走向了犯罪、死亡、或者西伯利亚。”［9］1847年12月别林斯基写给鲍特金的信中谈起这篇小说时写道：“没有一篇俄国中篇小说让我产生如此可怕、悲哀、痛苦而又令人窒息的印象；读着这篇小说，我感到自己身处一个马厩里，在那里‘好心’的地主正在抽打虐待着整个世袭领地——他高尚的祖辈留给他的合法财产。”［10］ 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从另一个视角表现乡村生活。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指出了屠格涅夫作品的新意：“作者在小说里从那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接触过的方面接触到民众。”［11］他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表现了农奴制压迫下农民的不幸命运，而且以优美的笔触对俄罗斯农民的美好天性进行了诗意的描绘，着意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赞美了他们纯洁、善良的天性。格里戈罗维奇对农民命运的描述往往让读者产生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而屠格涅夫的描写却会令人感到某种明快和诗意的东西，看到在农民身上蕴含的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霍尔和卡里内奇》赞美了俄罗斯农民不同类型的才能，霍尔头脑精明、善于经营，卡里内奇多才多艺、热爱生活，两个人物都会不由自主地引起读者的喜爱。《幽会》中的阿库琳娜真挚可爱，是个有丰富感情的农家少女；《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西扬》中的卡西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是个淳朴可爱的农民……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不仅具有丰富多样的性格，而且各自具有不同的才能，虽然农奴制的枷锁束缚了他们天性的发展，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陷入悲哀愁苦的境地，在贫穷中仍然保持着灵魂的诗意和热情。 别林斯基曾经针对反对派贵族主义的偏见写道：“难道乡下人不是人？……他的灵魂、智慧、良心、情欲与嗜好，总之，凡是有教养的人所有的他也都有。”［11］582自然派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农民的悲惨生活，而且描绘了农民身上的美好品质，在普通农民身上具有比受过教育的地主老爷更丰富的才华和人性，正是地主老爷们阻碍了他们通往知识和发展的道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被放在了与社会更高等级的人同等的位置上，使他们成为精神上平等的主人公，这是启蒙主义“平等、自由、博爱”思想的胜利。 自然派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科学分析式的艺术方法以及对平民主人公的偏爱都与启蒙主义传统有着密切的继承性联系。虽然自然派的文学形态与启蒙时代相比有了许多改变，但是它的文学倾向和艺术思想仍是启蒙时代文学精神的继续和发展。作为自然派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精神和辩证思想是启蒙主义对科学与理性的不懈追求在19世纪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启蒙主义者所点亮的智慧之灯仍然照耀着人类文明前行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