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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与当代俄罗斯“乡村散文”(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 侯玮红 参加讨论

    “乡村散文”又译为“农村散文”或“农村小说”, 指的不简单是以农民和农村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农村小说,而更多地是指一种赋予了农民和土地以特殊精神意义的创作共性。一方面,它的产生、发展和变迁与俄罗斯农业政策和农民问题的演变过程息息相关。在俄罗斯,农民是一个历尽苦难的阶层。连年的战争、饥荒、不断变更的政策条令,都把农民一步步推向绝望的境地。因此,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表达农民的内心诉求,是乡村散文必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另一方面,乡村散文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著名作家阿伯拉莫夫曾经说过:“农村——是俄罗斯的深处,是我们的文化赖以成长和繁荣的土地。”乡村散文之所以被认为是关于俄罗斯农村和俄罗斯人民的深刻的艺术史诗,标志着20世纪下半叶俄苏文艺哲学思想的腾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时期俄苏文学的发展方向,就在于它蕴含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复杂的社会历史心理、鲜明的民族精神倾向,并拥有一套完整的美学体系。下面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乡村散文的发展过程。
    “乡村散文”曾经长期占据俄苏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中心。关于它的概念、诞生以及演变一直众说纷纭。笔者梳理了俄罗斯和中国批评家与研究家的观点,结合自己的看法,梳理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第一阶段——序曲。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特写和笔记小说,其标志性作品是1952年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当时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这一作品将具有转折性的意义。评价“它冲破了无冲突论的禁锢,暴露了农村中存在的种种尖锐矛盾”,由此形成“奥维奇金流派”。代表性作家有田德里亚科夫、雅申、扎雷金等。第二阶段——形成。标志性作品是发表于50年代末的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玛特廖娜的家》,因此有这样的说法:“‘乡村散文’是从‘玛特廖娜的家’里走出来的”。第三阶段——繁盛。具体时间为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后期,标志性作品是别洛夫的《平常的事》(1966年),这部作品在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意义等同于奥维奇金的速写,别洛夫说出了人的真相,使读者重又回到卡拉姆辛在《可怜的利扎》中的“土壤”和“柏油路”的争论。由此作家开始关注以前被禁止的题材,描写集体化的悲剧性后果,描写在苏联日益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道德缺失问题,塑造那些富有智慧或葆有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的普通劳动者,力图宣扬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在思想上对苏联意识形态宣传漠然视之的同时,“乡村散文”在艺术上也逐渐形成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范式相左的一整套独具特色的美学体系。三卷本《当代俄罗斯文学》中这样评价:“乡村散文的诗学整体上就是寻找民族生活的深刻基础,以之取代正在对这一基础进行破坏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期,阿伯拉莫夫、别洛夫、阿列克谢耶夫、舒克申、拉斯普京、阿斯塔菲耶夫、诺索夫等作家佳作不断,使“乡村散文”这一名称确立并盛行起来。第四阶段——沉寂。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正是国家最为动荡的一段时期,很多作家忙于论战,创作减少。正如拉斯普京在1995年的《我的村庄在哪里》一文中所说,“今天提及‘农村’文学,恍若提及上世纪的巡回展览派艺术家,这一切似乎已离开我们很远很远。20年过去了,一挂沉重的帷幕像一面墙将这段时光,将‘农村’文学隔在了那逝去的时代。”第五阶段——回暖并逐步复兴。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的这段时期。标志性作品是拉斯普京2003年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除拉斯普京、别洛夫、叶基莫夫、诺索夫等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创作了大量新作外,一批相当具有勇气的中青年作家如尤里·佩特科维奇、罗曼·谢恩钦、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等也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并且在表现内容与写法上颇有新意。苏联解体后新时期的“乡村散文”,直面国家剧变后农村所面临的更加衰败的现实环境,以及人在道德精神领域进一步的堕落,字里行间透出痛心疾首的呼号。从过去的对某些社会问题的暴露和批判走向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作品既有老一辈拉斯普京、叶基莫夫的小说,也有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在他们笔下,今天的俄罗斯农村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已经到了濒死边缘。首先是经济的全面瓦解,土地的荒凉、破败、人烟稀少,村庄数量大大减少,现存的村庄也奄奄一息、赤贫如洗。改革前这些村庄几乎被废弃,农民逃难到外地,改革后曾有人试图拯救,农民也纷纷回来,结果国家的剧变带来的是农村经济的迅速滑坡直至崩溃。同时,青壮年的大量流失造成了村民的老无所依,而市场化经济又带来人性的彻底丧失。别洛夫在《20—21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小说》中指出,“农村在今天已经根本不存在了。它已经消亡了。开始是在斯大林集体化的打击下,后来是战争,接着是赫鲁晓夫的打击,缩减小型村庄等等。这些都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整个20世纪都是对俄罗斯农村和俄罗斯农民一刻不停的打击。而改革最终给了它致命性的一击。”
    阿列克塞·扎哈罗夫的短篇小说《天堂钟声》,充分说明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所展示的农村的不幸与痛苦依然存在;在当代俄罗斯“城市化”与“私有化”进程加快的步伐中,俄罗斯农村老人孤独与被抛弃的命运依然在延续。如果说老一辈“乡村散文”作家反映的是子辈进城后传统美德的失传问题、道德退化问题,那么这里反映的则是成为新一代城里人的孙辈生就的冷酷与无德;如果说以前的“乡村散文”里表现的是子辈对老辈的厌弃,那么现在表现的则是孙辈对老辈的抛弃甚至于赤裸裸的掠夺。佩特科维奇的短篇小说《一小块巧克力糖》中的主人公库兹金老人向自己的孙女借了一小块巧克力糖,作为邻家瘸腿小姑娘的生日礼物。生日宴会结束了,可老人穷困得连这块糖都还不起。原因是老人没有身份证,因此得不到退休金。在朋友的帮助下,库兹金终于得到身份证,并且平生第一次参加了选举。心情激动的老人在回家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直到死前他都没有能够还上那块巧克力糖。一位老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没有一丝抱怨和叹息。他的生命是如此卑微,只有他的老太婆和邻家的瘸腿小姑娘在梦中与他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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