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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思想与艺术倾向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 朱景冬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朱景冬,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引世界文坛瞩目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迄今已经过去半个世纪。1982年,文学“爆炸”时期的杰出代表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之后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实在国际范围内再一次证明当代拉丁美洲文学达到的水平和取得的成就。
    关于文学“爆炸”的情况,我国的读者已经有了一些了解,但是文学“爆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的代表作家是哪些,它的代表作品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又如何,对我国的广大读者来说,还是若明若暗的。笔者想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供读者参考。

概述

1964年,乌拉圭《前进》周刊为纪念创刊二十五周年,用二个月的时间出版一组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学、艺术等各种专号的增刊。文学专号以“半个世纪的拉丁美洲文学”为题,介绍了一群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其中有诗人聂鲁达、奥克塔维奥•帕斯、贡萨洛•罗哈斯、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海梅•加西亚•特雷斯、胡安•赫尔曼和罗贝尔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有小说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阿古斯丁•亚涅斯、何塞•桑托斯•贡萨莱斯•维拉、维吉尔•皮涅拉、玛丽亚•阿格达斯、罗亚•巴斯托斯、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加西亚•庞塞、塞佩达•萨姆迪奥、巴尔加斯•略萨、利桑德罗•奥特罗、奥古斯托•蒙特罗索、罗萨里奥•卡斯特亚诺斯、恩里克•林、梅尼德斯•努尼奥、诺埃•希特里克、伊内斯•阿雷东多和阿尔曼多•费尔南德斯。专号有力地展示了当代拉美文学的风貌。
    乌拉圭著名文学批评家安赫尔•拉马同时写文章指出:“自打1940年开始,西班牙美洲出现了一代新作家,他们在欧洲文学衰退、美国文学崛起的时刻,迅速成长起来,近十年间如异军突起,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文学结构和艺术概念,形成了被称为‘拉丁美洲半个世纪一代’的作家群”。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界欣喜若狂,欢呼“这一代作家以惊人的方式成功地丰富了拉丁美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
    此后不久,哈瓦那的《美洲之家》期刊也出版了一期小说专号,介绍澎湃发展的拉丁美洲小说。其中选载了阿莱霍•卡彭铁尔、胡利奥•科塔萨尔、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埃内斯托•萨巴托、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编者在前言中说:“正当华盛顿策划文化封锁之时,我们编辑了这一期‘拉丁美洲新小说’专号,收入了拉美一些大作家的作品,向世界证明:他们通过自己的艺术为改变我们文化落后的状态,为创造自己独立发展文化的条件,为向人民提供用以丰富精神生活的作品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拉丁美洲新小说”这个概念从此诞生。这个概念比较科学地反映了20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产生的小说的基本特点,即内容新鲜,情节新奇,手法新颖,风格独特。但是它还不能反映那个时期的小说繁荣景象和轰动欧美的气势。于是评论家很快就采用了一个更形象的术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学“爆炸”。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文学

20世纪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的力量确实如火药爆炸一般爆发出来。一系列杰作纷纷涌现:科塔萨尔发表《彩票》(1961)和《跳房子》(1963),奥内蒂发表《船厂》(1961)、《那么可怕的地狱》(1962)、《像她那么悲哀》(1963)、《收尸人》(1964)和《勾魂使者》(1964),罗亚•巴斯托斯发表《人之子》(1980),彼特里发表《一张地图片》(1962)和《带假面具的季节》(1964),卡彭铁尔发表《启蒙时代》(1962),阿斯图里亚斯发表《死不瞑自》(1960)和《混血姑娘》(1963),卡洛斯•富恩特斯发表《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1962)和《换皮》(1968),巴尔加斯•略萨发表《城市与狗》(1962)、《绿房子》(1962)和《酒吧长谈》(1969),何塞•多诺索发表《这个星期天》(1968)和《无边无际的地方》(1966),卡夫列拉•因凡特发表《热带的黎明》(1964)和《三只忧愁的老虎》(1967),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和《百年孤独》(1967)……作品之多,举不胜举;每部作品出版,都畅销一时,一版再版。六十年代的读者“像饮酒一样陶醉在源源不绝的精神财富的享受之中。”但是,六十年代崛起的拉美新小说并非名噪一时,昙花一现,它的爆炸回声一直响彻七十年代。其繁荣盛况并不亚于六十年代。上述作家几乎每人都有新的重要作品问世:何塞•多诺索的《淫秽的夜鸟》(1970)和《乡间别墅》(1978),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1974),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1974),富恩特斯的《我们的土地》(1975),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1975),奥内蒂的《请听清风诉说》(1978)等等,每一部作品都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很高的评价。例如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被评论家称为“再一次证明西班牙语令人惊讶的表现力的文学事件。”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被誉为“为拉丁美洲提供了一部伟大政治小说,它开创了拉美文学的新时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则被推崇为“又一部新的经典著作”,“无论从它的结构还是语言来看,在拉美文学界和作家本人的创作中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爆炸”文学的思想倾向

文学“爆炸”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和各个时代的文学一样,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面镜子,是当代拉丁美洲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综观“爆炸”文学的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可以看出它的总的思想倾向,即立足于拉美大地,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表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鞭挞各种各样的邪恶势力,同情弱小,反对强暴,表达人民对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的渴望,揭示重要的社会问题,暴露形形色色的社会流弊等等。总之,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展示当代拉美的社会面貌。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鞭挞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势力。
    
拉丁美洲是一块土地肥沃、资源富饶的大陆,它一向是帝国主义列强垂涎欲滴的一块肥肉。为了攫取它的财富,剥削它的人民,帝国主义势力总是寻找各种借口,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它的领土,通过傀儡操纵国家政权,掌握它的经济命脉。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统治者也甘愿奴颜卑膝,和帝国主义势力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欺压人民,榨取人民的血汗,为拉美大陆带来无穷的灾难和战乱。为了争取独立、民主、自由和起码的生活条件,拉美各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斗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揭力扩张势力,取代其他列强在拉美称王称霸,武装干涉拉美国家的内政,扶植亲美政权,镇压主张民主进步的力量,搞颠覆活动。美帝国主义和独裁者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激起了拉美人民千百次的反帝反独裁的斗争。在人民的斗争和严酷的现实面前,来自中、小资产阶级、渴望民主自由的作家,自觉地站在人民一边,用笔作武器,揭露独裁者的昏馈无能和卖国求荣,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控制,写出了一部又一部富有战斗性的小说,在这类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1974)、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部》(1975)、巴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1974),还有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巴托的《毁灭者阿•瓦顿》(1974)。这类小说的共同特点是通过繁杂的细节描写,表现独裁者的兴盛衰败,暴露他们的残忍暴虐、腐朽无能的本质,同时揭露外国侵略者的罪行。例如《家长的没落》所写的主要人物尼卡诺尔就是一个道地的独裁暴君。他身为共和国总统,却权欲熏心,心肠歹毒,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的公务简单之极,不过是叫人把门换来换去,让钟楼在两点的时候打十二下,好让生命显得更长。他性情阴郁,刚愎自用,但是对他的嬖妻却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他通过妻子给部长们发号施令,部长们通过她上传下达。后来她被猎狗活活吃掉。为了进行报复,尼卡诺尔下令把主谋杀死,把帮凶五马分尸,还把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砍了头。
    尼卡诺尔就是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他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把国家弄得一无所有。为了顶替外债,不惜把橡胶,可可等的专利权、山区铁路使用权、内河航运权和地下资源开采权拱手送给外国人,致使国家的生存命脉全落在了外国侵略者手中。当尼卡诺尔借口瘟疫传染进行大屠杀、尸体腐烂导致瘟疫流行之时,侵略者像强盗一样把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留下的只是像月球一样的荒凉景象。暴君终于走投无路,进入内室闭门待毙。这就是尼卡诺尔这个独裁者的荒唐而可悲的历史和下场!作品对他的揭露是淋漓尽致的,对侵略者的掠夺本性的暴露也是深刻有力的。在构思《家长的没落》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博览了关于拉美国家、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独裁者的全部记载,对许多国家的独裁者的生平传略、极端行为、丑恶面目有了清楚的了解。可以说,尼卡诺尔就是拉丁美洲一切独裁暴君的代表,是拉丁美洲一切腐朽反动势力的化身。这些暴君、独裁者或寡头,以种种倒行逆施播种着仇恨,激怒着人民。因此,必然遭到人民憎恶、反对和唾弃,变成不齿于人类的可怜虫,孤独地死在国内或狼狈地流亡国外了却残生。作者为他们安排这种可悲的结局或下场,体现了身受其害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意愿,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当代拉丁美洲小说特别是“爆炸”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思想倾向。
    二、抨击军人政权,暴露社会制度的黑暗。
    
独裁政权或寡头政治,是拉丁美洲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的危害性之大,被称为拉美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毒瘤。它之所以能够专横暴戾,肆无忌惮,倒行逆施,实行独裁,除了有帝国主义作为靠山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反动军人政权和军队作为支柱。这种军政结合形成的当代独裁制度,比历史上的考迪罗主义具有更强的军事暴力色彩,其残酷性是今非昔比的。有的独裁者本人就是军人,有的则依仗军人政权维持统治。这种军人政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着消防队的作用:扼杀进步力量,镇压革命活动,血腥屠杀爱国志士,残酷压迫黎民百姓。一切进步作家都对这种军人政权疾恶如仇,或直接发表抗议,或用艺术手段进行抨击。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曾发表声明:智利军事独裁头目皮诺切特不下台他就不写小说,以“文学罢工”表示抗议。巴尔加斯•略萨对军人政权更是恨之入骨,他认为军事独裁是野蛮残暴的同义语,军阀统治为秘鲁带来了可怕的灾难,必须与之进行无情的斗争。他的《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和《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就是尖锐而激烈地抨击秘鲁军人政权的代表作。秘鲁的军人阶层在政治上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尽管他们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但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依然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他们思想保守,顽固推行军事官僚主义统治,使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处于落后野蛮状态。上述四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具体而深刻地表现了当今秘鲁的这种社会现实。例如在《城市与狗》中,作者刻划了一位军事学校校长的狡诈凶残形象。他表面上道貌岸然,摆出一副廉洁奉公的姿态,实际上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反动政客,军事独裁统治的代表人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不惜牺牲下级,甚至草菅人命。对他来说,顺者则昌,逆者必亡。谁要企图反抗,他就兴师动众,残酷地进行镇压。在以他为代表的反动当局控制下,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种族的青年学生受着严密的控制和严格的军事训练。每个人都要被训导成合乎军事当局要求的军人。但是军人的漂亮制服,军队的规章条令,难以掩盖学校内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斗争。小说所写的普拉多军校,实际上是拉丁美洲军人政权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看到在军人统治下的拉美国家的社会是何等混浊和黑暗。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作者怀着极大的义愤指出:“这真是一座大监狱”,“人是这种腐朽社会的牺牲品”。由于小说揭露得尖锐深刻,刺中了要害,不仅作者被当局视为“秘鲁的敌人”,已经出版的数千册书也被付之一炬,可见这本小说在抨击军人政权、暴露社会黑暗方面具有多大的影响。
    三、再现人民的光荣历史,赞颂人民的斗争精神。
    
拉丁美洲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为了摆脱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拉美人民进行了数十年旷日持久的独立革命战争;为了从独裁暴君的血腥统治下获得民主和自由,许多拉美国家的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浴血奋战;为了争取“土地和自由”,墨西哥人民进行了七八年的革命战争……总之,为了赢得独立、自由、摆脱压迫和剥削、拉美人民进行过和正在进行着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战争、起义或斗争。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指出的,在拉丁美洲的辽阔疆域上生活着的人民“有着宁折不屈的犟脾气”,“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生活。无论是洪水、瘟疫,还是饥饿和社会政治动荡,甚至多少世纪以来永不休止的战争,都没有减弱生命战胜死亡的顽强趋势……”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这就是拉美人民的性格和信念。拉丁美洲的进步作家为拉美民族的光荣历史感到骄傲,把再现这样的光荣历史、歌颂人民的斗争精神视为自己的职责。在“爆炸”文学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就以相当的篇幅描写了拉丁美洲人民所经历的历史动乱和各种形式的斗争。作品通过一个家族的七代人的经历,系统反映和概括了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变迁、历史事件和人民的斗争。正如作者自己说的,“奥雷利亚诺上校一家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拉丁美洲的历史。”拉美人民在殖民地时期受尽了奴役、剥削和压迫,独立以后又忍受了数十年的残酷内战和党派纷争,“奥雷利亚诺上校发动过三十二次武装起义……躲过十四次暗杀、七十二次埋伏和一次行刑队的枪决……他拒绝了共和国总统授予的勋章、最后当了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南征北战,成了最使政府畏惧的人物。”美帝国主义把巴拿马运河弄到手后,大搞经济侵略。被拉美人民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哥伦比亚和其他拉美国家经营大片香蕉种植园,对农业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致使工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终于引起了哥伦比亚历史上著名的“1928年大罢工”。香蕉工人涌向广场、集会示威,向香蕉公司老板勃朗先生表示强烈抗议。勃朗先生逃走,调来军队弹压。三千工人惨遭屠杀,尸体被抛进大诲,许多工会领袖也遭到枪杀。作者对工人的罢工斗争给予了热烈的赞颂,对工人充满了同情,对政府镇压罢工的暴行充满了愤怒。《百年孤独》中所描述的罢工斗争不过是拉美历史上发生的千百次不同规模的罢工斗争中的一次。作者把这种斗争写进这部文学巨著,表明了他对拉美人民的命运和事业的关心,对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的赞扬。
    四、反映普通人民的痛苦,谴责社会制度的不合理。
    
拉丁美洲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大陆。殖民主义的掠夺,帝国主义的侵略,独裁者的残酷统治,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剥削,使拉丁美洲各国的普通人民:工人、农民、土著居民、黑人和一般知识分子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的不公正、失业、文盲、饥饿等现象无情地折磨着他们,使他们感到求生不能,欲死不成。对拉丁美洲的进步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无情的、不能回避的现实。在表现其他重大社会题材的同时,他们总是把普通人民的痛苦和不幸放在重要地位上加以表现,以令人信服的事实谴责为人民带来种种痛苦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巴尔加斯•略萨在《绿房子》中通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把秘鲁原始丛林中印第安土著居民的悲惨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恶劣的自然条件,落后的生活方式,白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欺压,使他们“生活在史前社会的野蛮世界里,那里毫无文明可言”,反动统治的魔爪伸向秘鲁的每个角落,无论喧闹的城市还是僻静的森林小镇,那怕是一座孤岛,无一能够逃脱残暴的反动统治的控制。作者指出:“人是腐朽社会的牺牲品”。土著居民们遭遇更是如此。例如小说所描写的印第安姑娘博尼法西娅本是个天真纯朴、勇敢而可爱的女子,但是在种种邪恶势力的逼迫下,完全变成了一个软弱无力,被人凌辱和损害的女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的勿庸置疑的事实。作者通过她的身世,对戕害了无数善良平民的吃人世道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他的名著《最明净的地区》和《阿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中,也向邪恶的黑暗社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怀着僧恶和批判的精神,无情地揭露了庄园主、旧贵族、企业主和银行家们的卑鄙嘴脸,同时怀着深切的同情描写了工人、农民、失业者、妓女、知识分子和诗人的命运与痛苦生活。作者着力表现的加夫列尔•莫拉莱斯就是这后一类蒙受苦难的人的代表。他曾经不顾一切地投身革命战争,用血汗养肥了以罗夫莱斯和克鲁斯为代表的一代新资产者。但是革命并没有为他这样的斗士带来什么好处,他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为了生活下去,他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美国当苦力,在那里受尽了折磨。这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深感世态的炎凉,心中充满痛苦和孤独,为了解脱这一切,酣酒、寻欢作乐便成了他们的嗜好。实际上,这不过是进一步把他引向毁灭的鸦片。作者描写这些“底层人”的笔触是同情的,也是愤懑的,表现了他对黑暗的社会势力的严正抗议和对社会正义的热烈向往。
    五、暴露社会的弊端和落后现象。
    
从殖民地和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拉丁美洲各国的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比较发达,但是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仍然处在落后状态。经济的发展并不能掩盖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弊端。在“爆炸”文学中,暴露这类问题的作品相当普遍。例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一桩事先张扬的杀人案》通过一桩为维护门庭的荣誉而公然杀人报复的事件,揭露了社会上残存的陈规陋习和人们的失常的精神状态。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以凌利的笔触揭露了独裁者佛朗西斯科把持政权,闭关锁国,神化个人,让平民百姓尊之为“至高无上者”的可笑嘴脸。巴尔加斯•略萨在《城市与狗》中批判了教育制度的腐朽和落后,鞭挞了等级森严、阶层重叠的社会现实;他在《绿房子》中揭露了秘鲁的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描写了人民遭受欺压、凌辱、痛苦和不幸的悲惨情形;他在《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中更为淋漓尽致地暴露了秘鲁军队的腐持反动本质;反动军事当局为了杜绝士兵骚扰百姓的活动,不惜招募成群的妓女,送到边防军驻地供士兵们蹂躏。胡利奥•科塔萨尔的四部小说《彩票》(1960)、《掷钱游戏》(1963)、《火中之火》(1966)和《曼努埃尔之书》(1973)则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阿根廷社会的混乱、政局的动荡,资产阶级的贪欲和劳动人民的软弱无能。极端贫困的流浪汉、吸毒成癖的乐师和陷入爱情痛苦的恋人等等是科塔萨尔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借助这些人物的厄运或遭遇直接或间接地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流弊以至罪恶。
    以上是“爆炸”文学作品的主要思想倾向。由于此类作品为数可观,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仅上述几点不可能概括“爆炸”文学的全部思想内容。但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足可以得出结论说:“爆炸”文学的作家们不失为当今拉美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面对现实,正视现实,把表现拉美的历史和现状、鞭挞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创作出一系列具有比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为拉美文学赢得了世界声誉。

“爆炸”文学的艺术倾向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爆炸”文学是一个历史时代或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五、六十年代以来,以古巴革命为代表,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尖锐、激烈而复杂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使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暴露在人们面前,严酷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特别是作家冷静而认真地考虑问题。而作为重要艺术表现手段的小说,较之诗歌和戏剧可以容纳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也更能生动而细致地描写社会现象,反映社会问题。这样,小说创作便出现了雨后春笋般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在如何表现社会现实,如何继承文学传统,如何借鉴欧美文学的表现技巧,如何创作具有拉美民族风格的新型作品等方面,作家们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尝试,于是各种各样的艺术倾向或流派便应运而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魔幻现实主义。
    在“爆炸”文学中,具有魔幻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为数不少,比较重要的有何塞•多诺索的《淫秽的夜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我们的土地》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魔幻现实主义的基本特点是以拉美具有魔幻色彩的现实为基础,构思新颖而奇特的故事。这类故事有时混杂着作者的幻想或虚构,有时同印第安民族或黑人中间世代流传的神话传说融为一体,有时夹杂着奇异的自然现象和宗教迷信,因而故事情节常常笼罩某种神秘气氛和魔幻色彩,通过这种手段表现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现象,反映时代的变迁和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例如《百年孤独》,小说通过一个小城和一个家族的变化,反映了拉美大陆的斗争、痛苦和灾难,表达了人民不满战乱,反对外来势力,渴望独立和安定的愿望。为此,作者虚构了小城马孔多和布恩迪亚一家数代人,杜撰了许多荒诞离奇的情节和事件,写得稀奇古怪,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有一个人物在外受了伤,鲜血流成河,顺着街角和街道,转弯抹角,爬坎过坷,流到家里通知了亲人。诸如此类的夸张描写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手法。富恩特斯在《我们的土地》中写的那个疯女人胡安娜被她的孙子封闭在墙壁中,但是过了好几个世纪她居然安然无恙,照样活在人间。她居然活着,可她到底是人还是鬼,却不能不令人生疑。这种描写,使人物和事物披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给人以扑朔迷离、真假难辨的感觉。关于这种手法,阿根廷著名批评家安徒生•因贝特指出: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事物和事件本来是可以认识的、是合理的。但是为了使读者产生怪诞的感觉,作者便故意将它们写得难以认识,不合情理,像魔术师一样变幻了它们的面目。其效果有如观看新奇的戏剧一样令人赞叹,也像在清早的阳光下观察世界:其景象即使不是神奇的,也是光怪陆离的。在这类小说中,事件即使真实的也会使人产生虚幻的感觉。”这对我们理解魔幻现实主义是有指导意义的。
    至于这些作家为什么采用这种手法进行写作,作家们自己的话是最好的回答。魔幻现实主义的奠基者、196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指出:“神话、传说和魔幻是危地马拉现实的组成部分。倘若没有它们,危地马拉的现实生活就不真实了,因为大多数居民是印第安人和深受印第安民族文化影响的人。他们生活的世界,一方面是真实的世界,由于社会制度所致,他们总是难以生活下去,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魔幻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更为重要和可贵,因为它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和希望。”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明白地指出:“我相信现实生活的魔幻。拉丁美洲的现实生活是魔幻式的。毫无疑问,这里有来自非洲的影响,来自阿拉伯的影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块大陆上,这里每日每时的生活中,现实都与神话羼杂。拉丁美洲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即便是日常的生活也光怪陆离。这是一块放浪形骸又极富有想象的土地,由于孤独而沉于幻想和种种错觉的土地。”无庸赘言,正是拉丁美洲的这种魔幻的世界,魔幻的现实,光怪陆离的日常生活和极富想象的土地决定了魔幻现实主义在拉美大陆上生根开花。当然,也像马尔克斯指出的:“作家应该用世界上的全部成就充实自己,效法前贤。”在表现手法上,不少拉美作家曾以福克纳、乔依斯、卡夫卡等欧美现代派作家为楷模。但是他们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取其精华,丰富自己,在继承拉美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它。所以说,魔幻现实主义只是拉美的传统现实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结果,并非属于现代主义。
    “爆炸”文学的另一个重要艺术倾向是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采用的结构现实主义。其主要特点是对传统的小说结构形式进行改革,运用一种崭新的结构方法安排情节、叙述故事。例如略萨的代表作《绿房子》,全书的故事由五个主要情节组成,按照习惯,作者本可以将五个情节依次叙述。但是他认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也应当用富有诗意的艺术品来反映它,不然就缺乏魅力,单调乏味。所以他便采用了一种新式的结构,把五个情节分割成若干个断面,把这些断面彼此交错穿插在一起,分头叙述。并且在叙述中运用跳跃、颠倒、独立、交叉、并行、混合等多种形式,故事中套着故事,对话中夹着对话。这样的结构和叙述形式确实显得新奇别致,多姿多彩。在作者的安排下,现实生活有如万花筒一般五彩缤纷,也像水彩画一样新颖悦目。在小说创作上表现了他的革新精神,但是他的革新只是在结构形式上,在观察生活,描写现实,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方面,仍然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
    除了上述两种艺术倾向外,“爆炸”文学还有其他许多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例如以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巴托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以秘鲁作家胡利奥•里维罗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以科塔萨尔为代表的“幻想小说”以及卡彭铁尔的“神奇的现实”等等。拉丁美洲是一块充满艺术魅力的大陆,有着有利于文学繁荣的肥壤沃土。各种倾向的作家在这块土地上如鱼得水地发挥着自己的才能,以其雄浑有力的作品竟相媲美,试比高低,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段反映拉美的历史和现实,使拉美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民族风格。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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