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俐玲(1965-)，女，湖北浠水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210209
    内容提要：赛珍珠并不是仅依靠《大地》系列小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她为自己父母所写的传记，同样受到关注。而在《战斗的天使》一书中，赛珍珠突破父亲作为传教士的宗教身份局限，以一个现代心灵的成长与发展为中心线索，描写刻画了一个父亲、传教士和异邦客复杂、自我挣扎又自我超越的一生。其中的父亲形象，不仅彻底摆脱了为尊者长者讳的叙述羁绊，而且在勇敢而深沉的两代人的心灵审视与对话中，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历史反思与情感和思想超越。
    关键词：赛珍珠/赛兆祥/传教士/《战斗的天使》

    无论是作为个人抑或一个群体，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的命运，似乎早已为历史所确定。而美国学者费正清对这一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特殊群体的身份、活动与历史地位的描述，亦早成经典：
    传教士努力使自己胜任学者一职，从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以改变中国。但他们却发现自己站在双行道上：他们在向西方传递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点。他们的切身目标是要从宗教上影响中国人，但结果他们的历史功绩却是充当了中西双方沟通的桥梁。
    不过，清末民初新教来华传教士所面临的挑战，远较费正清上述所言复杂——他们并非仅在中西之间或宗教西方与世俗中国之间作种种抗争、协调甚至妥协。与他们的传教士信仰身份、西方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等相比，他们还是传教士家庭里的家长(丈夫、父亲甚至祖父)以及一个本土人视角里永远的异邦客。①
    如何叙述这些传教士们为信仰而在中国的一生？如何塑造他们为上帝、为福音的同时又可能充满了内在矛盾、疑惑与挣扎的多面形象？在那些群体性特征之外，每一个传教士复杂、独特的内在情感与心路历程，又该如何得以仔细观察、描述，同时其中又不失“理解的同情”与真正意义上的直面解剖、反思和批判？
    其实，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运动及个人生平的叙述，大多由传教士群体内部完成。②在类似叙述中，传主与叙述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成就了传记文本的“真实性”并保证了文献材料的“原初性”与相对丰富性，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样一种关系，不少时候，又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多少减损了叙述者对于19世纪西方传教士运动进行深入反思甚至反省的自觉，包括对被叙述的传主一生进行更“真实”解剖的可能。③
    比较而言，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的《战斗的天使》(Fighting Angel：Portrait of A Soul)，或许可作为一个经典文本。其经典性，不仅表现在其鲜明的反思19世纪西方传教运动的20世纪初期视角，而且《战斗的天使》还在上述反思的同时，在一种文学化的叙述中，呈现并塑造了一个清末民初的父亲——传教士——异邦客(Father/Missionary/Exile)形象，④也就是说，该文本还连带对传教士传统中所夹带的“男权——夫权——父权——殖民者意识”等西方集体潜意识一并进行了反思甚至不失高度与深度的“批判”——而这在19世纪甚至同时期西方相关叙述文本中是极为罕见的。
    一
    
    如果仅以文献的真实性、丰富性以及文本的学术性、严谨性等为标准，赛珍珠叙述她的父亲、美国(南)长老会来华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1852-1931)的文学传记《战斗的天使》或许存在不少“缺陷”——它没有任何此类文本中常见的注释，亦无相关征引文献，包括赛兆祥个人的叙述及其生平中不同阶段的见证人叙述，亦多以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作为叙述者的赛珍珠，用这样一种相对封闭的视角与叙述方式(并不引入过多“他者”视角与叙述)，将“父女——男性女性——两代人”之间的审视、思想冲突、价值落差以及情感的复杂性等，贯穿整个文本，使得《战斗的天使》自始至终呈现出种种情感与思想张力。而这种紧张感，与19世纪西方传教士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近于狂热的信仰激情、传教士时刻面临的种种挑战冲突等之间，构成了一种互相生成的内在关系，从而亦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内在对话”式的传教士传记文本。而且，这种“内在对话”很多时候更接近于一种苛刻的“心灵拷问”——在一种接近于自觉成熟的“女权意识”与强调世俗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20世纪反基督教传教运动的思想意识的双重拷问之下——作为传教士的赛兆祥，亦在这种被“审父”的叙述语境中，一次次被推置到行为与心理的最本真的处境之中。在那里，一个信仰的真实心灵的生长与发展，亦得到了真正的反思、同情与抚慰。
    在赛珍珠与赛兆祥的关系中，父女血缘亲情伦理关系，无疑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关系。但在《战斗的天使》中，恰是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一般世俗意义上的关系形态——作为叙述人的赛珍珠，与作为女儿的赛珍珠，时而合一、时而分离，无论是合一还是分离，作为被叙述人的赛兆祥，始终处于一种被严肃得近于“无情”的拷问境地。在这一拷问中，赛珍珠最为关注的，就是赛兆祥作为一个“人”的心灵世界的发展，与作为一个传教士、父亲的“世俗形象”之间的关系。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赛珍珠试图解读“父亲”在走向“上帝”信仰的过程中，是如何逐步自我封闭、甚至不惜放弃对于家庭亲情的投入的。而在类似追问中，潜隐着赛珍珠对于基督教信仰与基本人性、世俗亲情与人生基本的愉悦快乐之间背离矛盾的疑虑与反思。
    作为叙述者的赛珍珠，在叙述到“父亲”离开了他自己父母亲的家，开始心中埋藏了五年之久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尤其是当她听到父亲几次提到“我爱学校”这句话时，曾有这样一段感慨：
    确实，我坚信自己从来不曾听到他在其他场合提到过“爱”这个词。“上帝爱这个世界”，这种句子我常从他那里听说。听到从他嘴里说出“我爱”这样的句式让人感到怪异，我之所以还记得他说的“我爱学校”那个句子，是因为当时我正被送到学校去读书，而我自己当时正不清楚自己是否会爱上学校，而在我心里，当时觉得除了上帝，他不会爱上其他任何东西的。[1](P.34)
    上面这段文字，将“父亲”与上帝的关系以及与上帝之外的这个世界的关系——包括与家人的关系——简明扼要地呈现了出来。很难想象，一个献身福音信仰的人，一个以传播福音为自己终身理想的人，除了对于上帝的“爱”之外，会如此吝啬“爱”这个词，哪怕是对自己的家人。
    而在由上帝、信仰与学校、书籍所共同建构出来的“另”一个世界中，年轻的“父亲”似乎能够得到他在所置身其中的那个真实而现实的世界中所得不到的一切：更彻底的归属和安全感、对更高更神秘存在的向往与期待、真心而热烈的奉献与荣耀。
    而在“这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之间，“父亲”似乎很早就筑起了一道自我藩篱，在那个似乎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另一个”世界中，“父亲”以一种简单得令人窒息的方式，展开着他的精神人生——当年幼的赛珍珠偷偷打开“父亲”的抽屉，[1](P.36)看到里面父亲当年全优成绩证书时，曾生发出一种刻骨铭心的失望：“父亲”自己学习努力，但对女儿所获得的优异成绩却并不在乎！这是女儿观察自己在父亲心中地位的一种独特方式。也正是从这里，“父亲”的自我封闭与对待家人的“不在乎”，真实地呈现出来。
    那种家庭生活时代的自我封闭、大学时代的缺少社交生活并转而高度关注自己的学习成绩(这部分原因与他的经济状况、个性以及某些生理上的缺陷相关)，一方面可以看成“父亲”在朝着自己早年的梦想——归附上帝——的目标继续努力，另一方面，亦可以理解成他的种种行为，其实不过是因为种种个人自我的原因而对外界环境所做的反应而已——不少时候，上帝不过是一个再适当不过的借口而已。这样，在赛珍珠的视野里和叙述中，就有了至少两个“父亲”，一个是完全沉湎于归附上帝的虔诚的父亲，另一个是有着人性的种种优点和不足的真实而现实的父亲。究竟哪一个父亲更为真实也更为人性化，这其实既是作为真实生活中的女儿想弄清楚的，也是作为《战斗的天使》的叙述者想弄清楚的。
    而对于“父亲”在大学时代几乎完全没有“社交生活”所给予的解释，赛珍珠的分析是，这部分归因于他缺钱，又想买更多的书，另外亦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社会或社交——他就生活在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五年前已经在他的心中呈现出来，现在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更彻底地属于那个世界而努力。而他所需要的书和阅读，也并非是为了自我愉悦或者汲取所谓的知识，而是为了从中汲取“营养”[1](P.37)——这是保证他能够早日进入到“那个世界”所必需的。更关键的是，“父亲”并没有觉得这种生活的无聊、空虚甚至悖逆人性，相反，“他满怀着激动并充满了幸福感”。[1](P.37)
    其实，赛珍珠试图在说明，自从那种蒙召的神秘力量降临到“父亲”身上之后，“父亲”朝向另一个世界的人生已经开始了——他的生活也注定不再属于他自己的父母亲或兄弟姐妹，甚至也不属于他自己将成立的新家，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他坚定地开始了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他如此有计划地将自己的理想或者对于另一个世界的计划付诸实施，而大学生活的“自由”，似乎又为他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保护，“他只是追随着自己的渴望”，“他总是爱着他的书，一直到我们安葬他的时候，我们还将他那本希腊文的新约放进了他的墓穴，这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更为他的一部分”。[1](P.46)
    “父亲”对于书的热爱，并非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对于真理的追求，而是信仰意义上的对于上帝福音的皈依。他也为此而选择了一种简单的人生。这种单一而纯粹的人生，这种看似“奉献”给上帝其实不过是在固执而无情地困守自我而不向一切人敞开的生活，其实最感困扰并“深受其害”的是“母亲”以及“父亲”的孩子们。而如果一个传教士的“博大无边的爱”，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感受不到，那这种爱的本质，是否该遭到质疑呢？也正是从这里，借助于对那个传教士父亲的内心世界的探询拷问，以及他的行为心理的分析判断，赛珍珠初步考察了19世纪西方自由、民主与男女平等和谐观念遮掩之下真实的家庭处境，看清了对于夫权、父权中心观念遭到社会性批判之后依然顽固的残留与保守。不过，赛珍珠并没有简单地将其作为一种观念进行反思批判，而是作为一种与信仰生命、个人成长处境与灵魂纠结等现代思想与信仰主体建构相关的问题而一并质疑并深入追问。
    二
    
    在《战斗的天使》中，我们得到的一个明确启示是，传教士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或标准，每一颗信仰之心灵，也是在各自独特的成长道路上一天天发育生长起来的。“父亲”几乎放弃了作为一个“父亲”应有的家庭责任而偏向于传教士工作的一生，不仅让作为叙述者的赛珍珠对西方19世纪已经显示出明确朝向的一些世俗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的“真实性”与现实性表示出怀疑，甚至对传教士运动及传统，也提出了不失勇气的质疑。
    作为一个向往真正自由、崇尚个人自主独立，同时亦对周围环境敏感的女性，赛珍珠对于“父亲”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内心与精神世界的解读，伴随着自己对于“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父亲”在孩子眼中的形象、“父亲”如何在上帝信仰与个人自我之间自处等人生处境的关注而一一展开。
    而赛珍珠对于作为传教士的“父亲”的叙述，并不是从上帝信仰开始的，甚至也没有刻意为之营造一个适合传教士成长的家庭环境，相反，在《战斗的天使》中，立志要成为传教士的“父亲”，从明确此志向开始，就遭到了自己父母亲毫不留情的反对。
    而“父亲”的自我胆怯、恐惧黑暗、缺乏个人独处时的安全感，这些都成为赛珍珠笔下的“父亲”在其青少年时代的一种极为独特的个人心理。在这样的叙述起点及延续中，赛珍珠似乎试图为我们提供一种极为个性化的心灵成长与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仅仅属于那个名叫Andrew的德国移民的后裔，仅仅属于那个自己称之为父亲的成年男性，仅仅属于那个有着西方白人男性的一切特征却穿着中国人款式的衣服、头戴一顶中式圆帽的来华传教士——在《战斗的天使》中的那个父亲，赛珍珠通过如下外貌描写，来折射其内在心灵与精神世界的矛盾与不协调：
    你可能曾经见过他行走在任何一个中国小乡村或集镇上，那是一个高大、修长、身体略微有些前倾的美国人。他一生中有些时候曾着中式衣装。我有一张他这个样子的照片，他坐在一把中式雕刻的椅子里，他前置的美国脚上穿着一双硕大的中式鞋子，那种鞋曾经让那些中国妇女们在他背后窃笑不已。[1](P.9)
    赛珍珠似乎准备将父亲蒙召远到中国来传教，归因于一个沉静而腼腆的生命成长中悄悄滋生出来的一种神秘力量，但她并没有给这种力量以神学的解释，相反，在她的叙述中，这个未来传教士的父母在最初听到这一召唤的时候犹豫甚至刻意回避，似乎都在昭示真正归属上帝福音，对于一个个体生命来说，还有多少障碍需要超越。
    而“父亲”当年对于这样一种召唤，又是作何感想呢？
    无人应答。不过害怕攫取了安德鲁的心。或许上帝是在召唤他去中国？他嘴里的食物已经被嚼得发干。
    接下来的几天，他因为害怕而变得虚弱。“我想自己瘦掉了十磅。”五十年后，他这样回忆说。他开始害怕说出自己的祈祷，免得上帝按照他所祈祷的来召唤他。他甚至尽力不一个人待着，免得天塌下来，上帝的声音自天而降来命令他。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家庭如此温暖，如此能够庇护他。不过，他感到痛苦。“我在躲避上帝”，当他暮年之时，这样写道。“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感到痛苦。”[1](P.32)
    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的感受，是一个信仰心灵在成长和发展初期，在人性与信仰者的信念之间的“挣扎”。这种挣扎，在作为“父亲”的观察者和叙述者的赛珍珠看来，几乎伴随了“父亲”的一生。那种因为信念而呈现的安详宁静，并不是时时眷顾这颗挣扎着的灵魂。赛珍珠并不想粉饰父亲的信念，以及因为信念而生成的那种属于上帝的一生，而是始终将父亲放在一个自然的个体生命与走向信仰的一生之间予以观察描述。无疑，这既需要足够的道德勇气，亦需要足够的思想力。
    当然，“父亲”最终接受了上帝的召唤，“做其所当做之事，去其所该去之处，他感受到了上帝的征召”。⑤不过，如何在异教徒的世界中坚持自己的信仰，保持足够的精神力量，传播上帝福音以归化异教徒，这样的考虑显然完全占据了“父亲”的内心，这样的坚守，似乎从很早就开始了——当他16岁的时候，接受到那位从中国返回美国的传教士的“召唤”，并决定到那个遥远的异国去宣教布道开始，“父亲”的一切，似乎都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目标，无论是他的学业，他的校园生活，甚至包括他的恋爱，都自觉地服从于这样一个目标或内心召唤。
    只爱上帝的一生——在对“父亲”一生如此描述时，赛珍珠实际上亦在暗示，母亲的孤独或者整个“父亲”的家庭里的落寞，都与“父亲”将自己的整个心灵完全交给上帝而不再向他人(包括自己的妻子儿女)敞开的选择息息相关。
    “父亲”这样的人生，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换言之，对于“父亲”这样一种人生起点的追问，其实是在试图探究“父亲”是否还曾有过另外一种生活。诚如是，那么“父亲”又为什么要放弃或逃离最初的那种生活，转而走上这种“服从、安贫而贞洁”的一生呢？
    探讨“父亲”世俗意义上的家庭和家庭生活，或许对其他人并没有多少意义，但在赛珍珠这里，却至少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澄清，在“父亲”的内心世界里，他的家包括他的夫人和孩子们，对于他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二是借此可以对传教运动狂热中对于世俗生活与家庭生活价值与意义的压抑乃至剥夺进行反思。前者是后者的个案与基础，而后者是对前者普遍化的反思与追问。
    赛珍珠将“父亲”人生真正的开始，定于他21岁时。那是他离开了自己父母亲的家，开始了朝着他5年前在内心深处所作出的秘而不宣的选择而努力。“他的人生开始了，他满怀着渴望地走向这一目标。”[1](P.34)
    将“父亲”与他的理想——另一个世界——联系起来的，不仅是他的内心信念与坚持，还有“书”。那些他在大学时期甚至在因为不慎失火而回到家里的日子里，让他打发时光同时又不坠信念的，在赛珍珠看来，就是那些“书”了——书所具有的现实的与超现实的双重功能，恰好满足了“父亲”这时候的需要。而在《战斗的天使》中，对这样一条人生之旅的解读，又始终伴随着对于基督教信仰、福音世界以及传教士形象的反思与解构。
    三
    
    “到异邦去”[1](P.33)——这是年轻的“父亲”在决定之后，面对自己母亲的追问，满含热泪说出的自己的选择。这样的决心，既是自我挣扎之后的一个决定，亦是对遥远异域的一种多少带有些虚幻的向往。“父亲”现实的父母亲当然不会同意，“你父亲不会同意的。他还指望你掌管土地呢”！[1](P.42)——这是“父亲”的母亲在听到“到异邦去”这句话后的第一反应。
    而在赛珍珠眼里，无论是否存在上帝的征召，“父亲”都不会选择终老于土地和家乡这样一条人生之路的。⑥他没有接受父母亲的人生安排，而是像他的几位兄长一样，骑着父亲给的一匹良马，奔自己的人生去了。
    这种看似直接明确的“逃离”，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妄想象的盲目实践而已。正如直到晚年赛珍珠依然经常听到“父亲”自言自语：“家里真好——哦，回到家里真好，我从来不曾有过未经历内心挣扎而离开过家的。”[1](P.31)
    当到异邦去传教还只是“父亲”内心中的一个温暖的念想，即便当他公开向自己的父母亲提出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异邦”在“父亲”的想象中，依然是一个“陌生而危险的地方”。[1](P.31)这也应该是在他向父母提出这一想法的时候，他的母亲向他提出的答应他的请求的唯一条件：找一个妻子来照顾他，这样他就可以到异邦去做一个传教士了。
    作为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适应中国”策略的一部分，他们中一些人放弃了自己的语言、生活习俗，改用本土语言，并努力去适应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包括着华服、行华礼、仿照中国人的饮食起居等——赛珍珠在《战斗的天使》开篇所描写的那个行走在中国内地乡村田间的“怪异”的异邦人“父亲”，正是那些努力去“适应”本土的传教士中的典型。但是，即便如此，那些传教士们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他颀长的身材，他的大鼻子，他明亮的蓝眼睛，他的整个看起来尤为外国人的形象，一二十分钟里就能在他身边吸引一大群围观者”；而在异邦一家茶馆老板眼里，“父亲”则成了“他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如此巨大的一个顾客”。[1](P.90)而在那些围观者眼里，“父亲”其实跟其他外国人一样，不过一“洋鬼子”(foreign devil)而已——无论他们拿着枪还是拿着《圣经》。或许“洋鬼子”在当地人心中可以逐渐改变成为“洋大人”(foreign Sir)，但对于基督教堂，他们永远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理解：他们听说过基督教。这是一个好东西——所有宗教都是好东西——所有上帝都是好的。[1](P.91)
    这当然不是“父亲”愿意并能够接受的观点，或许他所要“启蒙”的，正包含异教徒的这种“多神论”甚至偶像崇拜习俗。“并非是所有的神都是好的，那些石陶刻成塑成的神就是伪神。”[1](P.91)不过，这只是“父亲”的观点而已，那些异邦人照样每天在他们自己的神祇世界里生活，哪怕这个世界里现在又多了一个西方的“上帝”——那个世界里本来就已经够挤了，多一个西方的“上帝”亦无妨！再说，在他们眼里，“父亲”永远是一个外国人，“又怎能指望他来弄懂中国人的方式习俗呢”？[1](P.91)
    而对于父亲不远万里来到异国他乡的行为，在当地人看来，“那不过是在给他自己积阴德而已。或者就是他在自己家乡犯了罪”，否则，“为什么好好地离家到处游荡”？——在这些类似解读中，我们所看到的，究竟是宗教信仰的冲突，还是文明文化的冲突，或者其他，譬如人性的差异？或许都有，也正因为此，注定了“父亲”在异邦，永远只是一个“异邦客”。无论他如何努力想融入到当地人的社会与生活之中，这些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或许会有一些进展，但异邦之间的“隔膜”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谨慎”“疑虑”甚至“防范”，似乎一直伴随着“父亲”和“父亲们”在异邦的生活。
    传教士们在异邦的真实处境，尤其是他们在异邦人眼中的真实形象，在《战斗的天使》中已经有所涉及，更让人关注的是，在赛珍珠描写叙述中国人的长篇小说《大地》中，传教士亦没有成为中国人生活与世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没有成为他们精神生活与信仰的主导。在王龙一家的逃荒经历中，传教士昙花一现式的“出场”，留给王龙们的不过是一种错愕、惊疑与长时间的惴惴不安而已。
    “父亲”在自己的祖国、家乡乃至家庭中所努力找寻的“安全感”，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找寻到。或许他试图通过上帝信仰以及到异域去传教，来最终摆脱内心世界的不安、胆怯与恐惧。于是，到中国来传教，就不仅只具有宣教的意义，实际上还带有解决“父亲”个人内心世界中纠结的目的；而赛珍珠亦用这种视角与叙述，完成了对19世纪西方传教运动的解构与解读。

    注释：
    
    ①尽管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采取了种种本土化的策略，但这些适应中国的策略，无论是在对福音神学的解读方式上，还是在语言方式以及宣教布道方式上，尽管曾经产生过一定的效果，但依然难以根除传教士外来异邦客的种族国别身份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宗教文化身份。
    ②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不少个人传记，是由他们自己或家人(夫人、子女等)、友朋(同学、传教士同事等)完成的。如马礼逊的传记是由他夫人完成的，理雅各的传记是由其女儿完成的，而狄考文的传记则是由他的大学同学完成的。
    ③其实，在这种类似叙述中，多少亦存在着为尊者讳和长者讳的心理“顾忌”与情感“顾忌”。
    ④由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的儿女为他们的父亲所撰写的传记，引人注目者，还有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女儿(Helen Edith Legge)的《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等(参阅《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外一种”，段怀清、周俐玲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⑤几乎每一位新教来华传教士，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蒙召”故事，但赛珍珠对于“父亲”面对这一征召时所经历的内心躲闪与挣扎，却将传教士这一共同的宗教信仰身份中的个体经验勇敢而坦率地呈现出来；而《战斗的天使》出版后遭到一些宗教人事的非议甚至攻击，应该与这种叙述方式不无关系。Fighting Angel：Portrait of A Soul；P.33，Pearl S. Buck，Reynal &Hitchcock，1936.
    ⑥值得一提的是，赛珍珠在她的《大地》中，塑造了一位为土地而追求守护一生的中国农民王龙的形象。与王龙对待土地的感情态度相比，《战斗的天使》中的“父亲”，选择了远离故土、彻底地过一种心灵生活的人生之路。
    参考文献：
    
    [1]Pearl S. Buck. Fighting Angel: Portrait of A Soul[M]. Reynal & Hitchcock, 1936.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