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徐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室。
    内容提要：人在世界上究竟能否得到幸福，是否应该追求幸福，真正的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契诃夫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本论文详细介绍了契诃夫对幸福的深刻思考，表明契诃夫虽然冷静地看出幸福的虚幻，但对那些不顾现实去追求幸福的人怀有真切的同情。作家从高度的现实主义视角，犀利地剖析俄国人对幸福的片面认识，揭穿利己主义幸福的谎言，批判那些自满自足的庸俗幸福，描绘出人渴望摆脱庸俗幸福、争取崇高幸福的冲动与想象。
    关键词：契诃夫/幸福/想象

    在契诃夫的文学世界中，很少以“和解”为标志的大团圆结局。作家一方面肯定人追求幸福的渴望，另一方面却展现出在荒唐的社会境遇中这种追求的不合逻辑和幸福本身的虚幻。舍斯托夫说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不惜用任何方式去扼杀人类的希望”[1]，因为契诃夫无情地揭穿了事实存在的真相，使人面临无路可走的绝境（《伊凡诺夫》，《凡尼亚舅舅》，《没意思的故事》），剩下的只有“以头撞墙”。其实契诃夫只是展示出幸福的理想在实际生活中的复杂遭遇，从而避免用确定的某一“总体思想”来亵渎作家心目中珍藏的真正的幸福。
    契诃夫从来没有制定过幸福的公式，他所展示出来的，与其说是对幸福的理解，不如说是对幸福的想象：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追求什么样的幸福。在大自然的和谐与庄严的衬托下，人的幸福诉求显得既渺小又虚妄，可是人对幸福的向往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遏制。无论是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的草原人民，还是关注个人眼前利益的庸人，或是把自己献给了全人类进步事业的“选民”，都是些对生活不满的、脱离常规的、内心不安分的人。虽然他们在认识自身和周围世界时犯了错误，始终无法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但他们的幸福想象却终究使他们超出日常的生活环境，察觉到隐藏在生活背后的、未曾实现的幸福。
    1．
    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们身处寂寞无聊的环境，遭受粗暴沉重的压迫，但对于幸福依旧充满期待，常常给出自己独特的幸福想象。就像《在大车上》的女主人公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出于贫困在乡村学校当了教师，从没感到过教育工作的神圣，每天不得不为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等问题操心，忍受着艰苦而乏味的生活，得不到任何安慰，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于是她变得苍老，粗俗，失去了灵活、美丽的身姿。她觉得，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爱上什么人，那会是非常可怕的事。
    四月的一个早晨，严寒的、阴暗的冬季刚刚过去，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美妙的春天气息却没有任何新鲜有趣的地方，在她做教师的十三年里，她曾经无数次地坐车往返城里和学校之间，将来也还会如此，她除了单调固定的生活外想不出别的前景来了。路上，她遇到了长相漂亮，风度文雅的地主哈诺夫，可是生活的安排却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又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2]（10，179），然而青春和生命自有它的权利和力量，风儿带来了哈诺夫远去马车的响声，女教师虽然满脑子学校里的杂事，可仍然情不自禁地“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10，179）。与幸福紧密联系的是关于往日的回忆，于是她栩栩如生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甚至与当年的欢乐时光相联系的细微末节。在梦幻中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像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
    ‘妈妈！’”（10，184）
    这当儿，她再次遇到哈诺夫，在幸福幻景的感召下，她“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像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10，184）。
    在契诃夫笔下，生活越是苦闷无望，他的主人公们对幸福的期盼也就越热烈，《凡尼亚舅舅》中的索尼雅是这样，《第六病室》（1892）中的格罗莫夫是这样，《在流放中》（1892）的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也是这样，即使他们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短篇小说《在流放中》是契诃夫萨哈林之行所带来的系列作品之一，通常在各类选本中不被列为最有名的短篇小说，可是这篇短短的小说中提到的人的命运、幸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在契诃夫的全部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参与了当时的文学和哲学论战。
    小说里并列了两种对立的生活观。外号叫“精明人”的渡船工人老谢敏拒绝任何幸福和希望的诱惑：“魔鬼拿我的老婆，拿我的亲人，拿自由来逗我，可是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要！’”（8，361）讥笑遭受厄运还心存幻想的人：“谁要是对魔鬼让一让步，听了他的话，哪怕只有一回，那就完了，这人就没救了：他陷进泥潭，灭了顶，休想爬出来了。”（8，362）正如《匿名氏的故事》（1893）里格鲁津对不顾一切追求自由幸福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所说的那样：“生活为了坚持它的保守性，是残忍、粗暴、无情的，那就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人追求自由，也应当跟生活同样地粗暴无情。”（9，77）为了在流放地能够活下去，老谢敏把自己磨炼得像是一块冷漠的石头，“能够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大吃青草了”（8，362），也能够反过来恶狠狠地报复无情的生活：“命运真要是狠心地欺负您跟我，那就不必向它求情，对它叩头，而要看不起它，笑它。要不然它就会笑您。”（8，363）
    与这个“精明人”相对立的另一类西伯利亚流放犯们以年轻的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为代表，他们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梦想幸福，盼望家庭团聚。鞑靼人带着憎恨对精明人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甚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8，369）
    一般说来，精明人谢敏让读者觉得难以忍受，而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则引起了人们的同情，而历来的阐释也认为，精明人的生活观念是虚伪的，而与他相对立的生活观念则是积极正面的[3]；另外也有人在精明人身上看到了“俄国民族意识”的体现者和“民间的抗议者”[4]。可是我们认为，这里更重要的不是从伦理上区分这两类人观点的正确，而是判断这两类人观点在整个艺术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
    小说中人物命运展现出的悲喜剧表明，精明人尽管惹人厌恶，然而残酷的生活却证明了他的预言完全应验，他不自觉提出的禁欲主义哲学竟然是人在流放地能够存活下来的唯一途径。而他的对立面，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却屡屡犯错，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刚来西伯利亚的时候，一心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过活：“我要劳累得满头大汗，……”（8，362）他不顾精明人的劝告（“要是您要您自己幸福，〈……〉顶要紧的是什么也不要。”（8，363））把妻子接了过来，对生活充满希望：“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呦！”（8，363）为了让年轻漂亮的太太高兴，他得在家招待各式各样的坏蛋，后来又给女儿治病花掉大笔的钱，尽管他为自己的幸福付出了全部努力，然而命运却使他最终人财两空，遭到精明人的嘲笑。关于鞑靼人的将来小说没有明写，但前景也必然不妙：只要他妻子上他这儿来一天，哪怕只来一个钟头，他也情愿为这种幸福受任什么样的苦，而且感谢上帝——可是他妻子万一真的来了，他拿什么养活她呢？周围是黑暗潮湿的环境和毫无同情心的陌生人，他俄语说不好，他的伙伴把摇船的钱私下分光，一个也不给他，反而嘲笑他。命运对他发出的威胁比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要严酷得多，如果他还是不能像精明人所说的那样“过惯”这里的生活，他的毁灭也已经不远了。
    由此可见，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被幸福的幻影所蒙蔽，将逻辑自明置之度外，甚至无视最简单的生活常识，而精明人老谢敏却早已掌握了这种逻辑自明，难怪精明人的口头禅是“明摆着的事”。精明人的禁欲主义生活观却恰好符合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收录的一个故事得出的结论：一个人眼看就要落入恶龙的口中，刚好就挂在一根维系着他的生命的树枝上，他在这根树枝的树叶上看到几滴蜜，就用舌头去舔，也就是在思考幸福（这个故事出自古代印度故事集《五卷书》，被古俄罗斯《序言集》的编者Ф. 留凯尔特和В. А. 茹科夫斯基整理后非常著名[5]。）。对于写作《忏悔录》、《论生命》时期的托尔斯泰来说，这个寓言象征了人类存在于世间的一个普遍谬误：“那两滴比什么都珍贵的蜜使我的眼睛离开了残酷的真理，——对家庭和我称之为艺术的写作的爱，——我已经不再觉得甜蜜了。”“‘我全部的生活都是渴望自己获得幸福，’清醒的人对自己说，‘我的理智告诉我，对于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幸福，不管我做什么，得到什么，一切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痛苦和死亡，毁灭。〈……〉大家都这样活着，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地位的苦难和自己活动的无意义。’”[6]
    托尔斯泰告诫人们，不要去追求短暂的幸福，应该随时记住那注定到来的死亡结局。当时柯罗连科曾对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说教展开论战，他在特写《瞬间》中描写了一个犯人从监狱逃跑，却遭遇到充满死亡威胁的暴风雨之夜，文中发出了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呼唤：“在任何情况下，海给予他的都是自由的几个瞬间。谁知道，为了一瞬间真正的生活是否值得用多少年无所事事来换取。”[7]
    上述两位同时代人的幸福见解，契诃夫显然不太满意，也与他对幸福的想象相距甚远，但他并没有给出自己关于幸福的确定模式，而是“正确提出”这两种见解，摆出它们的本质，让它们的代表人物经历生活的考验，促使读者自己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去争取这样的幸福。在契诃夫的文学世界中，幸福似乎只在主人公的想象中获得，而生活却对这种想象发出严酷的嘲笑。
    2．
    《梦想》（1886）中的流浪汉即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的头脑里却“充满了幻想、往事的经过美化的形象和对幸福的甜蜜的憧憬”（5，373）。他对押送他的两个警察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将在西伯利亚分到土地，置办家业，生儿育女，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比他们目前所处的环境，西伯利亚显得无比广阔、自由、富饶。可是这幅幻想出来的美妙图景却很快就被打得粉碎，老成持重的警察萨波日尼科夫冷言提醒，身体虚弱的流浪汉根本走不到西伯利亚，一定会死在半路上。流浪汉从幻想中被惊醒，清醒而鲜明地认识到了等待自己的可怕命运：办事拖拉的法院、临时羁押监狱和苦役犯的监狱、囚犯所乘的船只、沿途令人困顿的停歇、严寒的冬天、疾病、同伴的死亡。两个警察呢，他们也深刻认识到自己毫无出路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绝望，可以想象“他们和自由天地之间相距有多么远，而且远得多么可怕”（5，374）。
    1887年的短篇小说《幸福》可以说是《梦想》的“独特的姊妹篇”[8]，在这篇小说里契诃夫竭力展现出某种“古代的、圣经的、缓慢的”[9]生活情境——牧人也好，总管也好，几千头羊也好，全都陷入了沉思。“老人和山卡各自拄着牧杖，立在羊群两端，一动也不动，像是苦行僧在祷告。他们聚精会神地思索着。他们不再留意对方，各人生活在各人的生活里。那些羊也在思索。……”（6，266）在这样凝滞的、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中，人们在思考幸福，幸福也停留在最初级的形式中：埋藏起来的宝贝、财宝、黄金，农民们总是找不到财宝，愚昧地认为宝贝经人念过咒，找到了也看不见，只有魔鬼才能指点宝贝的埋藏之处。可是为什么一个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会对财富如此热心，“人间幸福对这些每天都可能衰老得死掉的人究竟有什么用呢？”（6，265）
    别尔德尼科夫指出，短篇小说《幸福》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现实生活层次，就是主人公关于埋藏在草原里的财宝的谈论，愚昧、迷信的人的谈话和理想，这种理想是虚幻、渺茫、模糊的，与草原的昏睡状态和那些昏昏沉沉的思想完全吻合；但小说还存在第二个潜藏着《幸福》的悲剧性和诗意源泉的层次，这就是深藏于主人公内心的关于真正的人生幸福的隐秘幻想，“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把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10]。
    原来，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实际存在和使用的财富，而在于人们关于幸福的思考。这种幸福似乎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然而就是拿不到手，“幸福倒是有的，可是它埋在地里，那还有什么用呢？财宝白白地给糟蹋了，一点好处也没有，就跟谷壳或者羊粪一样！”（6，261）无论是牧人还是总管，对于目前的生活都是不满足的，他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力所能及、愚昧荒唐的方式来憧憬幸福，这种幸福本身朦胧不明，而且周围的一切都与幸福对立——周而复始、千年不变的大自然死气沉沉，冷漠无情，把草原的秘密保藏起来，也就是共同参与了对人的欺骗。那些“长寿的鸟的懒洋洋的飞翔也好，每天准时重来的清晨也好，草原的一望无涯也好，其中都看不出有什么意义”（6，263）。另外，威胁农民幸福的还有“老爷”和“官府”，骑马的管事讲述的故事更加强化了这一基调：1812年卫国战争中顿河哥萨克从法国人手里抢到许许多多金银财宝，他们在回家路上听说官府要夺取他们的金银，这些好汉不甘心把财务白白缴给官府，就索性埋在地下。这段传奇掌故“隐隐约约地反映了受骗人民的希望，他们希望在战胜拿破仑以后获得自由”[11]。
    不论周围的大自然和官府如何剥夺了人民的幸福，不论人民自身的意识多么落后，小说叙事者知道，生活的意义和实现这一意义的幸福应该被找到，而且叙事者的眼光比他的主人公们看得更远，他带领读者爬上高耸的陵墓，看见了“像天空一般平坦无边的平原，看见地主的庄园、日耳曼人和莫罗勘教徒的田庄、乡村。远视眼的加尔梅克人甚至可以瞧见城市和铁道上的火车”（6，264）。只有从那里，才可以看见世界上除了沉默的草原和古老的坟丘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那种生活是跟埋藏着的幸福以及绵羊的思想没有关系的。难怪契诃夫在写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盛赞这篇草原故事“就因为题材好而使我自己都觉得可爱”[12]。
    在《幸福》中契诃夫大胆试验了艺术拟人化手法，到他写作第一篇大型作品《草原》（1888）时，这一手法得到了真正完美的实现。契诃夫笔下的草原过着自己特殊的生活，获得了丰富的生命面貌。草原上各种活跃的力量作为舞台角色在前四章里上演着自己的“正剧”[13]，这出正剧分为四幕：第一幕，早晨，太阳刚刚露头，整个广阔的草原现出微笑，闪着露珠的亮光，在阳光的爱抚下，草原的植物、动物、昆虫，尤其是鸟儿们振奋起来，奏出“一阵阵吱呀吱呀的单调乐声”（7，145）；第二幕，中午，太阳晒干了露水，生命停止了，一切显得愁闷而麻木，青草在哭诉；第三幕，太阳西落，草原再也受不了压迫，暴风在草原上盘旋，呼号，山后传来隆隆雷声，刮起一阵清风，好像再稍稍加一把劲，再挣扎一下，草原就会占上风了。可是“看不见的压迫力量”再次得胜，压迫住风和空气；第四幕，黄昏和夜晚，草原依旧美丽，充满了生命，白昼的烦闷被忘记，一切以和解告终，“你开始感到美的胜利、青春的朝气、力量的壮大和求生的热望” （7，182）。在这出每天上演的草原正剧中，出现了一个“美丽而严峻的故土”的形象，契诃夫希望用这篇作品“打开我的同时代人的眼睛，让他们看见有什么样的财富，什么样的美的宝藏，始终还没人碰过，因而对俄罗斯作家说来路子还不能算窄”[14]。
    《草原》提示我们，大自然过着自己的生活，与现代人的意识隔离开来，在一段“果戈理式”的抒情独白中，叙事者亲自出场，告诉我们草原“知道自己孤独，知道自己的财富和灵感对这世界来说白白荒废了，没有人用歌曲称颂它，也没有人需要它”（7，182），草原需要自己的欣赏者，需要自己的歌手；可是这里的居民、车夫、商人、地主们对于壮丽美妙的草原上发生的一切漠然置之，毫不理会——唯一的歌手叶美里扬想要放声歌唱，可是他的嗓子坏了，只能发出干哑而无声的喘息；“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是全世界的领袖！”愚蠢的基留哈扯大嗓门唱起来，唱了半截就停住，草原的回声把他的声音带到远处，仿佛愚蠢本身滚过草原；于是在恍恍惚惚中叶果鲁希卡听到了青草在唱歌，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述说着它的痛苦和悲哀——能够对草原上发生的事情用心倾听、观察、欣赏的也只有那个尚未成年的男孩叶果鲁希卡和看得很远的瓦夏，在他们充满好奇的眼光中，荒凉的草原“永远充满生活和内容”（7，194）。神奇的草原勾起了男孩神话般的思绪，一条异常宽阔、奔放不羁、雄伟强大的道路在草原上伸展开去，与如此开阔的天地相称的只有传说中的巨人，他们也留下了自己存在的迹象：旅店里的椅背不自然地向后猛弯，也许是被一位力大无比的旅客扳弯的；地板上来历不明的裂缝和窟窿使得人们猜想是大力士的脚印；山峦好像遮挡着什么神秘可怕的东西；路边的十字架、黑压压的羊毛捆、辽阔的平原、篝火旁边的人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又奇异又可怕，使得传说和神话跟生活混淆起来……
    这些形象和画面同关于幸福的思考交织在了一起，草原隐藏着这种幸福（“一只老鹰贴近地面飞翔，均匀地扇动着翅膀，忽然在空中停住，仿佛在思索生活的乏味似的，然后拍起翅膀，箭也似的飞过草原，谁也说不清它为什么飞，它需要什么”（7，146）），人们思念着这种幸福（“那年月的商人是什么样的商人，那年月的鱼是什么样的鱼，一切东西多么便宜啊！现在呢，道路短了，商人吝啬了，老百姓穷了，粮食贵了，样样东西都缩得极小了”（7，204）），叙事者也在思考着这一幸福，他不无用意地问到了一棵孤零零的白杨树：“这是谁种的？它为什么生在那儿？〈……〉这个美人儿幸福吗？”（7，147）小说里也出现了一个陶醉在爱情中、幸福过度的人，但这样的人只有一个，而且处处显得“古怪”，与其他人的苦闷格格不入，仿佛是草原上一个荒唐的幻影。
    契诃夫告诉我们，草原需要的不是这种琐碎渺小的幸福，或许只有像伊里亚·慕洛梅茨和大盗索罗维这样民间传说中的壮士才配享有大草原豪放自由的幸福。然而现实中草原的广阔空间出现了新时代的壮士——大富翁瓦尔拉莫夫，穿着大靴子，骑着难看的小马，身材矮小而不起眼，永远“在这一带地方转来转去”（7，152），金钱的魔力使得人人都拜倒在他的面前，《草原》里也有狂暴的自然力的体现者——车夫迪莫夫，他身材高大、非常强壮，“他那狂妄的、嘲弄的眼光在大道、货车、天空上溜来溜去，不肯停留在什么东西上，好像因为无事可做，很想找个人来一拳打死，或者找个东西来取笑一番似的”（7，193），然而这个唯一的美男子和大力士却“好像是蓄意嘲弄人似的，竟在同黄颔蛇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激烈搏斗！”[15]这个人在无情的生活面前也同样显得无助而苦闷。“我心里好闷哟！”迪莫夫诉苦说，“我们这种生活没有什么指望，苦透了！”（7，229），他和那个幸福的康斯坦丁一样，都是“多么沉闷，多么叫人受不了，多么惹人厌烦啊！”（7，240）这是刚刚开始觉醒的思想的萌芽，表达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无法确定的幸福的模糊期许。
    3．
    如果说《幸福》，《草原》中处在原始状态，愚昧无知的人迷失在了对幸福的寻找中，那么受过良好教育，精神和智力相当发达的知识分子对于幸福有确定的观念吗？他们凭借知识或信仰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吗？
    在契诃夫众多现实主义力作中，《黑修士》显得特别神秘莫测，渲染着奇幻的色彩，这篇小说具有高度的诗意和哲理性，是“最复杂、特别难于用逻辑范畴和定义来表达”[16]的作品。小说问世后引起批评界的轩然大波，产生了极其意外的、截然相反的解释。心理学硕士柯甫陵神经出了毛病，却体验到了本该属于人的正常状态的幸福，成为了一个满怀激情的梦想者。彼索茨基的花园，苍茫的河面，广阔的田野，神秘的乡间小径，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欢欣鼓舞，神采焕发，似乎整个世界都在看着他，等着他去了解；就连他喜爱的学术工作、他在书上读到的思想都已经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渴望一种巨大的、辽阔的、惊人的境界”（9，145）。在这种充满灵感的精神状态下，他看到了自己想象出来的幻影黑修士，后者用优选的思想蛊惑他，奉承他是“上帝的选民”，为永恒的真理服务，能够提前几千年把人类引导到永恒的真理王国中去，这一崇高的功绩使他站在了整个人类进步的前列，因而体现了上帝赐予的幸福。得了自大狂的柯甫陵自己也知道，黑修士是他精神病产生的幻觉，可是他觉得，为了永生、真理、公众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这是多么幸福的命运啊！
    就这样，柯甫陵怀着他过度的热情闯入了彼索茨基一家的有节奏的生活，就好像摆脱不掉的关于黑衣僧的思想进入了他自己的生活一样。然而幸福却开了个残忍的玩笑，只有在柯甫陵沉迷于自大狂的思想时，他才会对善良的彼索茨基温情脉脉，欣赏美丽的果园和乡间风景，爱上达尼雅：“他感到这个哭泣着、浑身发颤的姑娘的神经 如同铁适应磁石一样，恰好适应他那有点病态的、过分紧张的神经。他从来也没能爱上一个健康结实、脸颊绯红的女人，而苍白、孱弱、不幸的达尼雅倒正中他的意。”（9，147-148）也就是同“像蚂蚁似的忙忙碌碌”（9，132）、“整个生命都用在园子里”（9，135）的人们（许多文论家发现，园艺学家彼索茨基在为果园操劳时主要看重的是“商业方面”的利益，而果园的美却被他“轻蔑地称之为不足挂齿的一部分”[17]）的生活完满融合在了一起。
    安·屠尔科夫发现，彼索茨基为医治柯甫陵的疾病所做的奔忙是真挚感人的，然而“这种奔忙非常像他们为了使苹果树都长成整齐的行列所惯于付出的关注”[18]。已经康复的柯甫陵不再看见黑修士，但却失去了幸福的感觉，和常人一样庸庸碌碌，活着都没有意思了。他想到了人世的空虚，生活向人们勒索了那么多东西，然而回报给人们的幸福又是那么渺不足道，那么得普通。当他临终之际再次看到黑修士时，他才恢复了他的“青春、勇气、欢乐”，心中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幸福”（9，168）——可是所有的这些欢乐和幸福却都是自大狂的症状。难道生活的荒谬竟已达到了如此地步，以致于一个人必须先发疯，然后才能获得生活的欢乐、思想的广阔、灵魂的自由，也就是幸福的自然状态？
    4．
    《草原》里叶果鲁希卡在车夫们的谈话中发现，与他同行的这些不幸的人虽然现在境况不妙，但他们的过去都十分幸福。叙事者插话说：“俄罗斯人喜欢回忆，却不喜欢生活，这一点叶果鲁希卡还不懂。”（7，204）这句话作为统一的抒情-叙事线索把小说分散的画面串联起来，“像是卡德里尔舞的五个舞式”[19]。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个孩子，因此在叙事中没有契诃夫许多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对往日幸福的回忆、对现在的失望和无可救药的怀乡病，而是让男孩感受俄国大自然的严峻与美丽，体会俄国人民的辛酸与挣扎——叶果鲁希卡在草原上的漫游，是契诃夫的主人公告别幸福的童年，经历成人式的洗礼，进入广阔世界的漫游，为的是制造出回忆的材料，从而在未来神秘莫测的新生活中重新捡拾这些材料的碎片。这样的新生活在小说结尾已经向小主人公展现开来，在契诃夫的未完成的构思中，男孩“将来要在彼得堡或者莫斯科落户，结局一定很糟”[20]，然而至少现在男孩仍然是“在美的胜利中，在幸福的洋溢中”（7，182）。
    契诃夫的主人公们几乎遵循着同一个公式：对当前的生活不满，总是沉迷于对过去（或者未来）幸福的幻想之中，就像1887年的短篇小说《芦笛》中的穷路加那样，认定了四十年来这个世界上样样事情都“走上了下坡路”（6，398），幸福只存在于往日的岁月，那时候动植物丰茂，人也强壮有力。怀着对往日快乐的模糊回忆，律师波德果陵来到了老朋友的庄园库兹明吉（《在朋友家里》，1898），可是他青年时代的伙伴们，包括他自己，早已丧失了青春的梦想和勇气：库兹明吉的女主人，当年那个一心盼望爱情和幸福的漂亮姑娘塔尼雅早已结婚，把全部精力，全部生命的力量都消耗在营造个人幸福的小窝这个并不复杂的琐碎工作上，害怕失去庄园后不得不参加劳动的“新生活”，随时准备向可能夺去他小窝的敌人猛扑过去；塔尼雅的妹妹娜杰日达聪明善良，和年轻时的塔尼雅一样热烈盼望爱情和幸福，同时也为独立劳动生活的想法鼓舞，尤为可贵的是，她那温顺柔和的心灵“像蜡做的，想把它捏成什么样就可以捏成什么样，要是把她放在一个适当的环境里，她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10，201）。在一个安静美丽的月夜，当所有人都希望波德果陵向塔尼雅吐露爱情，从而双双获得幸福时，波德果陵却胆怯地逃开了，因为他生怕庸俗而渺小的幸福既背叛了往日纯真的幸福，也亵渎了他隐隐约约感觉到的未来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什么，主人公和叙事者都不十分确定，只是感觉到那“应该是号召人们去过一种高尚而合理的新型的生活，说不定我们已经生活在它的前夜，这是有的时候可以预感到的”（10，208），像波德果陵这样“过时”的人物，就像《匿名氏故事》中丧失信念的革命者一样，是没有力量担负起带领年轻女孩共同探索真正幸福的重任的。
    1889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庸人》描绘了一幅“内地豚鼠生活”（9，515——题解）的幸福画面，年轻人如愿以偿地结了婚，生活得既安逸又舒适，如同田园诗一般。可是到了1894年契诃夫返回到这篇故事时（《文学教师》），他决心毫不留情地摧毁这首动人的田园诗。主人公尼基丁享受着一个平庸无奇的“中等的人”的家庭幸福，相信自己是自己幸福的创造者，在一个漆黑的雨夜猛然领悟到他的幸福是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完全白白得来的，这样的幸福对他来说只有“一种古怪的、不明确的意义”（9，258）。而且除了他所拥有的恬静的家庭幸福以外，除了他平静、甜蜜地生活在其中的小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个广阔的大世界，于是他生出热烈迫切的愿望，一心想到那个大世界去闯荡，去劳动，去奔走呼号，用一种能抓住他全身心的非凡事业“使得他忘记自己，不关心个人幸福，这种幸福的感觉是那样地单调无味”（9，259）。
    让文学教师尼基丁感到屈辱、愁闷的是庸俗环境的凝滞不变：“乏味而渺小的人、一罐罐的酸奶油、一壶壶的牛奶、蟑螂、蠢女人。”（9，262）个人的幸福便固定在这些琐碎无聊的事物上。凝滞的氛围也笼罩在《姚尼奇》中屠尔金一家人头上，作为该城幸福家庭的典范，多少年来他们的生活没有丝毫改变：“伊凡·彼得罗维奇没有变老，一丁点儿都没有变，仍旧爱说俏皮话，讲趣闻。薇拉·姚西佛芙娜也仍旧兴致勃勃地朗诵她的小说给客人听，念得动人而朴实。考契克呢，天天弹钢琴，一连弹四个钟头。”（10，272）凝滞的悲剧也是《凡尼亚舅舅》和《三姊妹》的主题[21]，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生活的总体性质丝毫未变：人们继续为“偶像”牺牲自己的生活。阿斯特洛夫的美好理想被“生活的腐臭毒害”，在毫无益处的奔忙和酗酒中陷进了“该死的平庸的生活里边”[22]；叶列娜·安德烈耶夫娜仍然无所事事；即使凡尼亚舅舅挑起了争吵，打响了手枪，但谁也没有被打中，生活照旧阴暗沉闷，人们无望地结算着油和荞麦的磅数。正像屠森巴赫所说的那样：“不但在两三百年以后，就是再过一百万年，生活也还会像现在一样；它不改变，它是固定的，它要遵循它自己的法则，这个法则，我们是一点也看不见的，或者，至少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懂得的。”[23]威尔什宁虽然认为世上的一切正在慢慢地改变，将来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幸福的生活，可是幸福的实现要“再过两百年，三百年”，甚至是“一千年——年数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于幸福到底是什么样，今天的人是无法知道也无法享受的了。
    《新娘》中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感到无比幸福，认定将来的生活将“永远美满”，他得意洋洋地描绘出婚后田园诗般的生活场景：“我们一块儿到乡下去，〈……〉我们要在那儿工作！我们买下不大的一块地，有花园，有河，我们就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啊，那会多么好！”（10，477）《醋栗》中的尼古拉·契木沙-希马拉依斯基对他幸福的庄园生活也做过类似的规划，这种套子式一成不变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死亡，因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自然界，在那广阔的天地中人才能表现他的自由精神的全部品质和特点”（10，230）。为此尼古拉的哥哥伊凡·伊凡内奇无法容忍像他弟弟那样“满足而幸福的人”，《公差》中的侦讯官反思自己对莫斯科幸福生活的向往，得出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逍遥自在，仅仅是因为不幸的人沉默地背负着他们的重担，而缺了这样的沉默，一些人想要幸福就办不到。”（10，234）
    契诃夫的主人公们，无论是处于原始状态的农民，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普遍都不满意当前的生活，期盼能获得幸福，可是他们对幸福的认识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因此也根本享受不到幸福。如果有人声称他们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幸福，那么这种幸福就类似“套中人”在棺材里实现的理想；除此之外，他们面对无情的生活和破灭的幻想，只有一再地“以头撞墙”[24]，而且这种撞击极其“优雅”[25]，显示出苦闷者温柔的天性，对鄙俗幸福的厌恶，对子孙后代真诚的祝福。可是，正如高尔基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契诃夫的主人公们“美妙地幻想着二百年以后生活会那么美好，但没有人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朝思暮想，有谁来使生活美好起来呢？”[26]

参考文献：

[1] [俄]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M]，方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2] 本文中所引用的契诃夫小说均摘自契诃夫：契诃夫文集[M]，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1999，在文章中引文出处直接用括号标出，第一个数字表示卷数，第二个数字表示页数，部分译文根据俄文原文进行了修改。
    [3] Гущин М.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П. Чехова[M], Изд. Харьковского гос.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Харьков, 1954, С. 111.
    [4] Кузнецова М. В. А. П. Чехов. Грани великого дарования[M], Вища школа, Харьков, 1984, С. 51-65.
    [5] Катаев В.Б.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Чехова[M], МГУ, М., 1989. С. 66-67.
    [6] Катаев В.Б.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Чехова[M], МГУ, М., 1989. С. 67.
    [7] См.: Катаев В.Б.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Чехова[M], МГУ, М., 1989. С. 69.
    [8] [俄]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M]，朱逸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3页。
    [9] Бялый Г.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от Тургенева к Чехову[M],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Л., 1990, С. 273.
    [10] [俄]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M]，陈玉增，邢淑华，傅韵秋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9页。
    [11] [俄]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M]，朱逸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4页。
    [12] [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汝龙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9-40页。
    [13] Катаев В.Б.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Чехова[M], МГУ, М., 1989, С. 60.
    [14] [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汝龙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15] [俄]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M]，朱逸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26页。
    [16] [俄]别尔德尼科夫：契诃夫传[M]，陈玉增，邢淑华，傅韵秋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3页。
    [17] Катаев В. Б. Проза Чехова: Проблемы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M], Изд. Моск. ун-та., М., 1979, С. 201.
    [18] [俄]屠尔科夫：安·巴·契诃夫和他的时代[M]，朱逸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0页。
    [19] [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汝龙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20] [俄]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M]，汝龙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62页。
    [21] Бялый Г.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от Тургенева к Чехову[M],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Л., 1990. С. 331.
    [22] [俄]契诃夫：契诃夫戏剧集[M]，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32页。
    [23] [俄]契诃夫：契诃夫戏剧集[M]，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282页。
    [24] [俄]舍斯托夫：开端与终结[M]，方珊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25] Келдыш В. А. Русский реализм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M], Наука. М., 1975, С. 31.
    [26] 淡淡的幽默——回忆契诃夫[J]，倪亮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581-582。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