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晓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似乎刚刚送别普希金200周年华诞,转瞬就迎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忌日120周年。文学的年轮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扩展着后辈对先驱深沉而常新的思忆。
    俄罗斯文学以19世纪的辉煌著称于世,而这种辉煌的精华深植于其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无论20世纪的批评家们怎样将深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祭奠成现代派思潮的祖宗,但只要细读他的宏篇巨著,就不能不深深地体悟到这位普希金文学事业卓越后继者人文精神的理性和温存。
    还是让我们重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塑像前的那些人道主义箴言吧：“将来的俄国人会无一例外地明白成为真正的俄国人也即意味着力求彻底把和解带进欧洲的矛盾中,以全人类共有的、联合一切的俄国人的心灵为欧洲的苦闷指明出路,怀着博爱之心把我们所有的兄弟装进他的心灵,最后,也许会按福音的教义说出伟大的普遍和谐和各民族兄弟般的彻底一致的那句话。”(《在普希金塑像前的讲话》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话自信地表达了俄罗斯的人文意识将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独特的贡献和意义。
    众所周知,人文主义思想发源西欧。它本是一个西方的文化概念。“人文”这个词起源于古希腊的雅典,原本是指对儿童的教化。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用umanista指陈古典语言文学课程的教师。直到19世纪的文艺复兴研究中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概念,此后人文主义才被专门用于指称中世纪后西方进步的文化思潮。西方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反对封建主义和教会对人性的压迫,复兴以人为本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启蒙主义时代又提出了平等自由和博爱的主张,实质是建立一种新兴的资产阶级进步文化。西方人文主义反映的是在经济生活中日益崛起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要求。这种人文主义的世俗倾向十分明显。《十日谈》、《巨人传》等文艺复兴大师的文艺创作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对世俗人间欢乐的强烈渴望。启蒙时代的思想界们又描绘了建立现代理性王国的诱人蓝图。所有这些在当时积极的社会思潮对落后的俄罗斯的文明进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特点,俄罗斯的人文主义的发展和内涵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时代处于普希金、果戈理开创的俄罗斯文学黄金时期,普希金的弘扬民族文化和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思想已经规定了俄罗斯文坛的基本走向。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小说创作而不是诗歌创作,但俄罗斯文学之父的血脉影响是绝对不可忽视和低估的。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研究领61域有创新意义的建树,但他却否认普希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上的重要指导意义。或许他是从小说体裁的形式创新方面着眼而得出的结论。不过,文学研究者应该懂得,文学创作的成功并非只决定于形式一个方面,题材和主题对于创作的重大意义就可以忽略吗?我们以为,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卓越的写作技巧外,他深刻的主题开掘和独特的精神特色对于他在世界文坛地位的确立更具有决定意义。而他人文精神探索和关怀的启蒙导师,连作家本人也承认,正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亚力山大·普希金。
    他认为,普希金在《叶甫根尼·奥涅金》这部俄罗斯生活百科全书中已经为俄国未来许多长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准备,向俄国读者提供了几乎所有其他形式的艺术作品,其中还包括幻想形式的作品。幻想作品的顶峰就是《黑桃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断言,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所创造的形式、体裁、典型和性格几乎囊括了后世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基因。试比较一下《黑桃皇后》中的盖尔曼和《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的塔吉雅娜尊为俄罗斯妇女的圣像。在他看来这正是俄罗斯精神道德的最高典范。塔吉雅娜也阅读西方的文化典籍,但她却拥有一颗坚定的俄罗斯头脑,她与奥涅金们不同,她不会去做西方文明拙劣而滑稽的模仿者。塔吉雅娜以纯正的俄罗斯心灵面对世界、面对人生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珍视塔吉雅娜的精神向往,她不是奥涅金那样一根随风飘逝的小草,她有自己坚实的根基,“即使感到悲观失望,痛苦地意识到她的一生已经被毁灭,但她还是怀着某种坚不可摧的感情,这是她的精神支柱。这就是她对童年的回忆,对故乡,对在其中开始她那温顺纯洁的一生的偏僻乡村的回忆,这就是她那可怜坟茔上的十字架和树枝的阴影。这些形象拯救着她的灵魂使她免于彻底绝望……这已经够多了,因为这是整个基础,这里又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东西。
    这里有同故乡,同故乡人民,同它的圣物的联系……是的,有这么一些深沉而刚强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普希金思想的领悟应该说十分准确而深刻。这一点从他最著名的小说《罪与罚》的结尾也可以看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灵魂世界的变化与复苏正来自于他对俄罗斯下层民众(虽然来自一种特殊人群)的生活和意识的感染。索妮娅是另一种形象的俄罗斯精神世界的象征。她内心朴实,仁慈善良,忠贞坚韧,温柔和蔼,乐于助人,富于俄罗斯式的牺牲精神。她毅然决然地跟随拉斯柯尔尼科夫来到西伯利亚,犹如众多忠贞献身的十二月党人伴侣一样,视爱人为自己的生命,给受难者以巨大的精神支持。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及与他同命运的人们心中,索妮娅就是俄罗斯的圣像。这个迷途的青年幡然悔悟地由衷感叹：“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应当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她的追求……”在对人民的理解和信奉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传了普希金的血脉。
    俄罗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这一尖锐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一直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大主题。它在普希金和格里鲍耶陀夫这些前辈作家的创作中率先提出,后来在赫尔岑、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的创作中继续得到深入的探讨和表现。怎样摆正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个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是通过他个人命运的变迁而深刻体验的。他批判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思想,认为将个人(无论感觉自己如何觉悟)置于民众的之上,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从18世纪末即作为俄国创作的主题。在这个重大的文学主题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观念也不同,他与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长期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赞成知识分子高于民众的观念,认为真理在人民中间,人民具有深沉的良知。流放西伯利亚之前,他与奥涅金那样的贵族知识分子一样,忽略民众的存在,认为仅仅凭借贵族革命者的力量,就可以改造沙皇俄国社会。碰壁之后,他又走向另一极,对人民的“真理”顶礼膜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民观需要辩证的分析,一方面,他经过痛苦的磨难,通过与下层民众的密切接触,切身地感到62了俄罗斯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他们的智慧、坚韧;另一方面,又把民众中的某些落后意识当作真理来膜拜,如对命运的顺从,迷信沙皇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觉悟的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的必要性,知识分子不可凌驾于民众之上,却忽视了民众的意识和觉悟也有待于提高。当然,对于处在俄罗斯平民革命阶段且弄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认识上的迷惘是在所难免的。植根于民众,结合他们的意志,表达他们的需求并提高他们的觉悟,这样正确而积极的思想和方向只是充分掌握了辩证唯物史观的新一代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才提得出来。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比较清晰地意识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并能自觉地提出知识分子应该用自己的才能为民众服务的进步观点,也实属难能可贵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和平有着清醒的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交易所的经纪人……现在极其喜欢谈论人道,现在谈论人道的许多人,实质只是拿人道作交易”。陀氏清醒地预见到,1871年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发展年代正酝酿着新的战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归根结底,长时间的资产阶级和平本身几乎是一直在萌生战争的需要,这是它自身导致的后果。不过,它已经不是出于伟大民族当之无愧的正义的目的,而是为了某种可鄙的交易利益,为了剥削者所需要的新市场,为了财富的拥有者获得所必需的新奴隶———总之,这是出于一些已经不能用自卫的需要来辩护的原因,这些原因恰恰证明国家机体正处于变化无常的病态之中。“俄罗斯作家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入木三分的揭露和警示今天听来仍然发人深省。”读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论断,我们不禁想起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警示恒言。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的确能够真实地洞察出现实社会的本质方面,向世人揭示它的本来面目。
    对话主义是19世纪以来俄罗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体现着俄罗斯人文学者对世界人文学科的重大贡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为巴赫金的语言哲学探索提供了丰厚的文学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借用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口表达了对话主义的原创思想：“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世界上就涌现出各式各样互相冲突的思想和理论,而我的思想就那一点来说,又哪儿比别的思想和理论更加愚蠢呢?人们只消用完全独立的、开阔的眼界去看待事情,不为庸俗的影响所左右,那么我的思想当然也就根本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否定者和微不足道的哲人们,你们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呢?”(《罪与罚》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正是这种平等的开放式的人文精神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长篇小说的体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对世界小说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巴赫金由此发现了对话思想的生动形态,继而深入研究,最终归纳提炼成具有现代哲学和诗学意义和价值的对话主义方法论。巴赫金精辟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他创立自己的思想,与哲学家或科学家的方法不同。他创立的是思想的生动形象,而这些思想是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现的、听到的,有时是猜测到的;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存在或正在进入生活的富于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自己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里不仅把握住个别的声音,而且首先要把握住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们之间通过对话的相互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对话意识特别深刻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真诚的人文主义者对精神个性的热情呵护。它是这位杰出的俄国文学大师对俄罗斯人文精神最可贵的贡献之一。它意在表明,大到每一个民族或国家,小到每一个精神个体都拥有自己神圣的思想权利,拥有表达自己的话语的权利。文明的世界就是可以平等的开展对话的世界。只有不同声音之间的平等对话,文化才能获得丰富的发展,人文精神才能获得勃勃的生机。由巴赫金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对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建设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有长久的价值生命力。
    俄罗斯的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综合产物。与西方的人文精神不同,俄罗斯人文精神具有东方式的温厚。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理念具有浓厚的东方佛教思想。别尔嘉耶夫否认俄罗斯文化复兴有西方文艺复兴的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别林斯基等看作是偏离了俄罗斯传统,他憎恨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但他的思想和结论也有矛盾。他一方面承认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化复兴的人文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却不承认启蒙普希金人文意识的西方进步思想来源。
    无可置疑,普希金的自由思想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积极影响,虽然,他与他的朋友恰达耶夫在俄罗斯发展的方向的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普希金认定俄罗斯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可以说,俄罗斯的人文精神的主导方面是本土文明意识,但是其中也包含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个性自由原则和东方集体主义传统意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自由主要是精神方面的自由,而不是个人对物质世界的占有权利。追求永恒的形而上的终极价值,在这一点上与东方传统文明的道德原则和哲学观念是相一致的。今天,俄罗斯有许多学者把19世纪以来的俄罗斯精神文化,包括苏维埃文化看作是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积极抵抗。人们大概不会忘记,20世纪遨游太空的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和宇宙飞船的拥有一个响亮的名称：东方号。不过,也有学者如利哈乔夫院士等更多地强调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基因,认为俄罗斯文化的根源深植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文明中。但这种结论无论如何否定不了俄罗斯文明中的东方文化内涵和千百年来这个民族忽东忽西、蹒跚前进的文化探索特征。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解以苏联文学史和文艺学家的研究为代表。前苏联解冻时代以前的文学史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文意识评价过激或不足,否定多于肯定。60年代以前这种状况有所改观。巴赫金的解读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巴赫金对陀氏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60年代又重新得到苏联文艺界的承认。但是,巴赫金在苏联并没有在西方那样的经典地位。从20年代起与巴赫金争论的学者就大有人在。卢那察尔斯基、赫拉普钦科、弗里德连杰尔就是主要代表。巴赫金发现了陀氏创作的对话哲学和长篇小说的新型叙事模式。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批评家对他另有一番理解;以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梅烈日可夫斯基等为代表。舍斯托夫将陀氏视为存在主义的俄国代表,别尔嘉耶夫则把陀氏理解为东正教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
    在西方,美国哲学家考夫曼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萨特、基尔凯果尔、尼采、海德格尔和加缪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作家相提并论,认为他的地下室手记是存在主义最好的序曲。德国的莱因哈德·劳特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视为道德意义的唯心主义和精神哲学。他们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神学的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也有这样的生活理念：没有神圣的东西,生活就没有意义。
    必须指出,陀氏的思想极为复杂,他虽然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19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活,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化理念,但是作为一个有巨大历史局限的古典作家,他的政治见解与俄国民主革命的现实主潮相左,甚至是极端错误的。他抽象的精神完善和顺从命运的主张,在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在实践中对真正受苦受难的俄罗斯民众是有害的。有关陀氏和托尔斯泰的社会历史的谬见,以高尔基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在当时就作了不留情面的入情入理的尖锐批判。结合俄罗斯百年的历史巨变,这种批判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客观正确的依据和理由。
    我们对陀氏的理解,在改革开放以前多是以苏联传统的文学史为蓝本,其实,对许多有独特见地的研究著作,并未认真重视。在苏联文艺界对陀氏的理解并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他们的观念和方法也是在不断改进、变化和丰富的。他们已经充分注意到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思路和观念,与他们作平等的对话。新时期以来,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对过去知之甚少的白银时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重新发掘和认识。不过,应当注意,不能用今天的流行消解过去有价值的理解,更不可以一种偏见替代另一种偏见;需要听取学术领域的多种声音,更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要全面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遗产,必须仔细研究他的原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作指导,参照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史的不同流派批评家、20世纪苏联的文学史家和西方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成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而得出我们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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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考夫曼编著：《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