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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侣学人与《诗术》 在所谓西方蛮族化的“黑暗”时期，文明的光亮在东方的西安和巴格达却十分耀眼。大约公元900年间(唐乾宁年间)，亚里士多德的《诗术》有了今人能够知道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叙利亚文译本，译者是侯奈因(Ishaq ibn Hunain，逝于910或911年)。830年(唐大和四年)，有个名叫马蒙(al-Mamun)的僧侣学人在巴格达创建了一个名为“智慧之家”的学园。学园中有个翻译学园，专事把古希腊文典翻译成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侯奈因的父亲是医师，当时负责主持这个翻译学园。侯奈因的译本采用直译方式迻译，很贴近几百年后的7世纪才发现的古希腊文抄本残段。不过，侯奈因的这个译本并未流传下来，仅见于几百年后的僧侣学者萨科(Jacob bar Sakko)所编的古哲语录《对话录》(Dialogues引用过第六章中界定肃剧的1449b24—50a9一段——萨科逝于公元1241年，可见，直到13世纪，学人还能见到这个译本的踪迹)。大约三十年后，一个名叫比沙尔(Abū Bishr Mattā，870－940)的僧侣学者把侯奈因的叙利亚文译本转译为阿拉伯文(932年，后唐长兴三年)，对其中的注疏采用了有选择的直译，这就是今人能够见到的最早的《诗术》译本。当时，比沙尔在巴格达学习哲学和医术，而且学有所成，在巴格达被人叫做“逻辑家”(这是很高的敬重之称)。侯奈因不仅翻译了《诗术》，还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内传讲稿，比如《后分析篇》，比沙尔也把这部讲稿由古叙利亚文译成了阿拉伯文。 在随后的两百年间，接续出现了几个阿拉伯文的《诗术》译本，均出自伊斯兰教僧侣哲人手笔。951年，阿尔－法拉比的《诗术》译本问世。(15)法拉比谙熟亚里士多德的学问统绪，有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二大师之称。换言之，法拉比首先是个亚里士多德派哲人，而非如今所谓文艺理论家，他对《诗术》的理解，不会是一种门外人式的理解。仅仅几年之后，比沙尔的学生、也是法拉比的朋友阿迪(Yahya ibn Adi)又从叙利亚文译出了一个新的阿拉伯文译本(约在960年)，这个译本没有流传下来。 几十年后(我国进入宋初之际)，僧侣学者阿维森纳(980－1037)完成了今人能够看到的第一个《诗术》义疏。阿维森纳有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三大师之称，算是阿尔-法拉比学问的继承者，他同样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学问家，而非所谓文艺学家——那个时候，仍然没有文艺学家这样的学人。阿维森纳的《诗术》义疏共八章，第一章是对“诗”的一般解释，依据法拉比对诗的看法阐述自己对诗艺的理解，与《诗术》文本的关系并不明显。随后分七章(第2－8章)较为宽泛地疏解《诗术》文本中的主题，并未疏解整个《诗术》文本。(16)一百多年后，阿威罗伊(1126－1198，宋靖康元年至宋庆元四年)完成了亚里士多德所有内传文本的翻译和义疏。对同一个文本，阿威罗伊作的注疏分短篇、中篇和长篇三种。《诗术》有短篇注疏(大约成于1160年之前)和中篇注疏(大约成于1175年)两种——中篇注疏(有两个抄件传世)明显基于比沙尔、法拉比的翻译和阿维森纳的注疏，对《诗术》文本的分章与阿维森纳大致相同。(17) 这些亚里士多德《诗术》的阿拉伯译者和注疏者都是哲人，他们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内传讲稿，却不一定熟悉《诗术》所涉及的古希腊诗剧。因此，无论阿维森纳还是阿威罗伊的《诗术》义疏，都很难按一般意义上的“诗学”来看待和理解。按照亚里士多德门内弟子的传承，亚里士多德的学问统绪被分为两类：工具性的学问和有“实质内容”的学问。工具性的学问如今称为“工具论”，这类学问旨在培养学问人的思辨“能力”(faculties)。具有实质内容的学问分为三个学科：理论性学问(形而上学、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实践性学问(政治学、家政学和伦理学)和制作性学问(包括大多数职业和手艺)。亚里士多德的门内弟子把《修辞学》和《诗术》归为“工具论”类的讲稿，与《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等视为同类讲稿。中古阿拉伯僧侣学人按照亚里士多德门内弟子的传承来疏解《诗术》，阿维森纳把《诗术》分为七章(而非如今的二十六章)，依据的就是“工具论”原则。(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