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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政治经济学作了专门研究之后，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物”的理解进一步明确为“社会存在”，即“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④到《资本论》中，马克思站在历史的高度将现代社会存在的特点表述为“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⑤至此“资本”得以摆脱直观的人、物、货币等的物质限定，在马克思批判的视野中建构起一个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结构而形成的社会存在。资本批判的视野使唯物主义之“物”如何承载了“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⑥这一谜题到此得以澄清，这是经历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思辨之后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漂亮回转。揭开“资本”逻辑的秘密使得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置身于资本现代性的关系网中，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归根结底”地被“资本”所决定。 就《资本论》对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思考所达到的批判程度而言，马克思对“资本”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并未局限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而是站在“世界历史”的格局中看待“资本”。按照有些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思路转变的研究成果来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阶段，马克思正处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体系向《资本论》的理论体系过渡的阶段，“资本”已经开始并在日后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成为他结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批判轴心。也就是说，在准备和正在写作《资本论》的同时，“资本”这一概念已经与“世界历史”的形成、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结合在一起，都已在这一阶段进入到马克思的视野中并有一定论述。⑦“资本”虽是马克思面对19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现的秘密，但这并不是孤立的扁平视域，而是有着可延展的多个维度。这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现象、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种现象以及资本全球化生产关系中的各种现象都具有相当大的阐释力，文学批评亦置身其中。 文学资源是马克思经常援引的佐证材料，在他的论述中，文学批评早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水乳交融在一起。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文献中并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论著，只有散金碎玉式的文学批评段落，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中摸索出资本批判与文学批评的关联方式。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莎士比亚化”是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话题。“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在1859年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针对后者创作的《济金根》这部悲剧作品提出的论断。莎士比亚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期的英国，他在文学创作中展现了当时的“资本”操纵社会生活结构关系的变迁轨迹。比如《哈姆莱特》塑造了一个用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曙光照亮自身存在的王子形象；《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借破落贵族福斯泰夫的游历呈现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逐步解体的社会风貌；《威尼斯商人》对比了作为货币资本象征的夏洛克与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商业资本之间的力量强弱等等。可以看出，在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中有一条从古代社会生活向现代社会生活转变的变化轨迹，折射出与之相应的历史观念的变迁。在勾勒这条轨迹的过程中，莎士比亚发现、理解并“记录”了人物形象与社会生活的变化轨迹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马克思用“莎士比亚化”概括其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眼光的重要缘由。从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和社会存在的复杂样貌等角度考察文学，大大有别于德国古典美学为文学设定的“审美”视域。资本批判作为马克思阐释16—19世纪西方社会形态发展变化的视野，使得马克思的文学论述中蕴含了巨大的历史感，从而也更能发掘出文学作品所凝结的具体的社会历史形态。 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末尾对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做初步思考的时候，他沿用德国古典美学中对希腊艺术的偏爱之词——“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这一比喻，来解释希腊艺术和史诗穿越时空的魅力。由于这一譬喻的生动性，使得人们往往使用想象力丰富、情感充沛、内容与形式和谐匹配等美学语言对其加以阐发。但其实马克思对这一比喻的沿用是望向资本批判的地平线的，马克思在稍后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更为理论化的表述：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