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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在互相理解、借鉴和批判中走向双赢与共荣 长期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文学研究大都专注于文学之外的功能和价值，而对文学的语法分析一直到雅各布森所处的1960年代才被提上日程，且仍未得到深入勘探。而雅各布森则力图以缜密客观的语法结构研究，来改变印象式的、价值评判性的传统研究模式，虽然这种结构主义的文学语法研究招致了诸多文学批评家(如乔纳森·卡勒、里法泰尔等)的非议与指责，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对文本意义生成的深层法则和机制的探求，确实使我们暂时摆脱了对所谓“真理价值”的追问，而引向了对“文学行为”具体化的一种检验，并由此开辟了理解“文学性”以及文学本体结构的一种科学化道路，这种语言学与诗学联姻的文论思想对于我们当下文学理论的跨学科建设、纠正文化研究忽视文学本体的弊端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其开拓创新、科学实践的精神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总之，通过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的例证，中西文论的各自短长以及二者之间的兼容性和不兼容性得以显现，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中西文论在互相理解、借鉴和批判中摆脱对立而走向双赢、共荣的必要与可能。相较于总体上“重意轻言”的中国文论而言，“重言”的西方文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一种思路、一种范式、一种补充、一种借鉴。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如果中西文论还要继续探索“文学性”这一未终结的问题，那么笔者以为至少可以参照王国维提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12](P43)的思路，即文论家既要“入乎言内”，又要“出乎言外”，只有“入乎言内”才能把握和呈现文学语言的结构、本色乃至生气，知晓文本的生成机制，而只有“出乎言外”才能真正理解和体验文学之为文学的意味、气韵和高致，获得超越文本的审美愉悦；只有出入有度，内外融通，彼此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互补，弥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断裂，摆脱西方诗学二元对立思维的桎梏或中国诗论“得意妄言”的片面，才能在中西诗学比较以及文化比较的整体格局中重构我们自己的、较为合理的“文学性”认知，最终建构起科学性、人文性、历史性、现实性合而为一的“中国文化诗学”(Chinese Cultural Poetics)话语体系，在“理论之后”世界文论的大合唱中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