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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应该是科斯格拉夫“观看”理论与米切尔的“凝视”阐发合力打造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概念，这一概念可用于考察殖民主义的文化特征。殖民化，依其定义，包含了对土地的挪用和占领，允许重写文化地理学家长期感兴趣的欧洲占领模式的海外转移、扩散和简单化(Norton，2000：96～7)……殖民化要求无视先前存在的文化景观，例如，明显表现在他们将其当作‘新世界’、荒野和被发现的伊甸园描述之中。”⑩当风景研究与后殖民主义合流并轨之后，爆发出更强大的反省和批判力量：对书写在土地表面的暴力和邪恶保持警惕。毫不奇怪，2002年再版的《风景与权力》会补入后殖民主义理论宗师爱德华·萨义德的一篇会议论文“虚构、记忆和地方”(1998)。从时序上来讲，此文晚于西蒙·沙玛1995年出版的鸿篇巨制《风景与记忆》，但在主旨和内容的层面，二者构成抗辩性质的互文关系。 接踵《风景与权力》出版的《风景与记忆》稽古述今、纵横四洲，穿越千年，在重大纪念现场验审西方风景神话四大原型(木、水、石、阿卡迪亚)、再现和嬗变，将环境(生态史)的基本关注“人类如何塑造了环境又如何被环境塑造”细分为更加具体的构想：人类如何将大地改造符合自己的想象，我们的记忆如何塑造我们关于风景的感知。如果说，前面三部专著偏于理论建构和风景阐释，那么，沙玛长达800多页的巨著，更像是一部四个风景主题萦绕一个基础动机“记忆”复调演义回旋的环境文化史。然而，与一般佯作客观的编年主题史不同，沙玛时时跳脱历时叙事的主线，打破历史学家“远观而不近察”的职业自律，不断“蒙太奇”回闪叠放他个人的风景体验。当个人记忆与家族种族—国家—文化的集体记忆交织，当巨量的档案史料、视觉文献、文学作品、习俗信仰、轶闻典故与激情澎湃的表达汇融，《风景与记忆》势不可挡地成为现象级畅销书。严格地讲，此书对于风景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无开创之功，但是，通过揭示一些认知时刻，比如“一个地方突然显露出它与古老而独特的森林、山脉或者河流的联系……”(11)；沙玛将晚近二十年来人文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一个重大关注“记忆与地理”情境化、具象化乃至画面化，(12)正如萨义德后来观察到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了一个寻根时代，一个人努力在关于种族、宗教、社群和家庭的集体记忆中寻找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受历史破坏、远离动乱年代的过去。”(13)需要指出，沙玛的风景神话和记忆之旅的确开始于立陶宛森林，他的犹太祖辈曾定居于此并以伐木为生，后来又被驱赶出去。但是，他所寻找的并不是远离动乱的过去，而是混合着迫害、战争、离散和美好习俗及愿景的集体记忆，确言之，亦即“丰富古老而复杂的风景文化传统”(沙玛语)。按照作者构想，《风景与记忆》的每一章“都可被视为一次挖掘，从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开始，深入层层的记忆和表象，通向深埋于几世纪之前甚至是几千年前的最初基岩，并再一次激活它，使它重获现代社会的认知。”(14)他的确实现了这一构想，尽管遭到萨义德的些许质疑。后者提醒我们必须警惕记忆的虚构特质：记忆可被选择性地篡改或逸出以满足一些非常紧迫的目的。因此，针对双方介入的“(圣地)耶路撒冷风景与记忆”，美籍阿拉伯裔文艺理论巨匠和盎格鲁—美国犹太裔的艺术史学家各自表述，难免冲突。沙玛在“导言”里深情回顾作为英籍犹太儿童，他如何通过捐赠树种参与以色列森林再造计划：“我们只知道，与根深叶茂的森林相反的风景就是尘土飞扬，因风蚀而满是裸岩和红土的地方。流浪的犹太人犹如尘土。因此，如果以色列没有自己的森林，那它又怎能稳固强大？”(15)的确，通过代代相继的努力，犹太人已经把他们认为失去千年的故国沙漠变成宜人绿洲，新的锡安——在沙玛看来，植被再造不仅改善了复国后的以色列人生存的环境，而且恢复了犹太民族悠久的传统：从一片森林追溯犹太人的根源和摇篮；而在萨义德看来，草木茂盛的山丘和沙漠开出花来却掩盖了作为真实存在的巴勒斯坦地区以及当地游牧民和农民的记忆。伴随着风景再造和置换，记忆亦被再造和置换：“……其本质就是以一种地理主权、一种帝国主义的主权代替另外一种权力，当地的权力。”(16)略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回顾立陶宛森林里波兰人和犹太人冲突纠缠的历史时，沙玛却能够发现波兰民族诗人，超级爱国者亚当·密茨凯维奇的权力话语：“当密茨凯维奇高呼‘立陶宛的森林’，仿佛它们只属于贵族以及他们的农奴、守林人和猎场看守时，我不得不说在我们的家族记忆中，也有关于这些密布着落叶松、角树和橡树的森林记忆。”(17) 撇开萨义德对沙玛的质疑，可以肯定：《风景与记忆》开辟了另一种历史叙事，大量生动案例注释并丰富与风景内缠粘连的几大概念，包括“恋地”、“身份认同”、“帝国”、“集体记忆”、“领土”等等。某种程度上，他所铺叙的四大风景神话亦可解读为“森林之恋”、“水之恋”、“山之恋”和“阿卡迪亚之恋”，产生于错综的权力关系之中，息息关联种族的文化认同、帝国的命运和自我发现。 总之，四部地标性著作或以其周密的理性思辨，或以其贯通多个领域的个案分析，界划为动词的“风景”(18)流动的内涵和扩张的外延，联合完成了一套概念体系，包括：地方、空间、权力、恋地、记忆，文化、身份等等，而每个概念都已发展为更大价值的议题，激发出一个“饱含争论‘激情和许诺积极且活着的传统”(凯.安德森语)。 比较重要的是：在开拓“从风景思考文化，从文化思考风景”研究主路的同时，这四部著作还铺设了一条重要支线——风景与文学。段义孚诸人借助自己的文学经验校检或强化风景学概念。实际上，四部著作的部分内容可被另存为“风景学(人文地理学)框架体系里的文学研究”。例如，针对“爱国主义(patriotism)”这样看似宏大的学术议题，段义孚要言不繁，简明定义：“爱国主义意味着对terra patria(父辈土地)或natal land(出生地)的爱”；(19)扼要分类：“有两种爱国主义：本土爱国主义和帝国爱国主义”；(20)精准引入莎士比亚《理查二世》第二幕兰开斯特公爵的几行诗句，突显爱国主义与“土地”、“家乡”、“出生”的情感维系，并通过关键词点读证明：绑定在一定风景修辞的本土之爱如何会导向帝国的野心： 这是英雄诞生之地，这是一个小小世界， 这是一块宝石，嵌于银色大海， 大海犹如堡垒，保卫我们的家园， 抵御寡欢的异国，入侵者的觊觎 这是圣恩眷顾的地方、这片土地、这个王国，这是英格兰……(21) 又例如：在讨论到“城市化和乡恋(urbanization and attitude to countryside)”，段义孚引入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句：“因饥渴而知道水，因海洋而了解陆地”画龙点睛城市—乡村的对位关系，补入三位乡村诗人贺拉斯、陶渊明(22)和亨利·里德尔(Henry Needler)相近诗行，强调：理解对于乡村的热爱(段义孚把它列为一种特殊的恋地情结)，必须通过“城市”，乡村的反意象，正如必须通过“羁旅(journey)”和“异国”来界定何谓“家”一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