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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这是一个庄严的号召，一项重要的理论指示。随后，习近平又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谈到：“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3]联系到这些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该是包括在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内的。既然要立足国情和实践，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那么，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境界的任务，也应提到日程上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应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光荣而神圣的职责。 究竟什么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呢？ 显然这需要从“三个关键词”的解释来加以说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一理论规定的三个必备角度和条件。这三个关键词，本身并没有特殊性，但是将它们有机地连在一起，并用来界定一种文艺学说，那就有了形态学意义上的价值。因为，离开时代特征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没有意义的，离开本土化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缺乏个性的，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是不可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是由各色各样的成分拼凑起的理论，它是严整的整体。它要走在时代前列，反映时代要求，要切合各国的国情，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这样才能保持生机，充满活力。 “21世纪”和“当代”这两个概念，在界定使用上是可以通用的，它们都指具体的时段。21世纪与以往世纪的确有许多不同之处：全球地缘政治版图大幅调整，地区冲突蔓延加剧，科技和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文化需求空前高涨。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也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在世界发展大格局中，形成了许多独具的卓尔不群的东西。中国的文艺形势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这些时代特征带来的变化对文艺理论建构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 “中国的”概念，是就空间和地域而言的，当然也具有主体身份之成分。“中国的”表明这种理论不是“西方”，更不是“西化”的，而是从本土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是同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原创精神有着血肉联系的。它反对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照抄照转，也反对闭门造车、复古因袭。它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揭示出新的特点和范畴，提炼和总结出我国文艺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历史表明，文艺理论的正确道路从来都是深埋于国情土壤之中的，要把它找寻出来，就得从深入了解和研究国情开始。任何一个学科的理论，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淬炼才能真正起到作用，洋教条和土教条、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强调文艺理论是“中国的”，并不是不需要学习外国的。我们“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4]我们“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地发展繁荣起来”。[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