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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研究的问题与反思 文学价值论研究是对文学认识论的突破和超越，这种理论试图将文学理论的基座置换成价值论，或者说将价值论与认识论、实践论一起铸造成文学理论的基座，这一问题涉及到文学观的更新与发展。此外，文学价值论演进与论争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问题意识、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对当下的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借鉴。同时，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从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的演进与论争中可以看出，科学范式的转换有着复杂的原因。从认识论到价值论，这一过程带有范式革命的特点。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理论界所熟知，他提出范式的转换一般经历四个阶段：常规科学；反常现象；危机状态；科学革命。四个阶段形成一个周期，周而复始，螺旋式上升。这一理论勾画出“革命”的历程。福柯的“话语理论”则揭示了推动范式转换的动因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含义，即知识、真理与学科，它们的发展演变都不乏特定的制度化背景和权力关系基础，当然这背后又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语境。程麻在《文学价值论》一书的前言中说：“十几年来的新时期文学，推动中国当今的美学观念以及文艺理论命题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大变动。这种变动，或蕴涵、体现在缤纷多姿的文学创作里，或由批评家、理论家们标举与呼唤，其声势之大，影响之深广，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程中是前所未有的。”(37)在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研究的展开与中国文学价值的变换是同步的。“范式”的转换折射出丰富的问题，对其反思与研究是当代文艺理论综合创新的根基。姚文放在《价值论美学的新视界》一文中提出，价值论美学给中国美学界带来丰富的可能性(38)，这种丰富的可能性在文学理论界同样存在。就目前发展来看，价值论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反思文学价值论的论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新时期价值论的演进与论争中，研究者表现出极强的问题意识。文学价值论的提出，是基于对当时文学理论现状的不满意，是原有的文学理论无法与文学实践相一致，这也是当时中国理论界一个共同存在问题。程麻曾描述“文革”以后中国理论界普遍存在的“反思”状态：“直到经历过长期的磨难，特别是文学濒临灭绝的‘十年动乱’之后，中国文坛逐步认识到文学反映论和文学认识论的僵化和粗劣……检讨和审视文学反映论所依赖的哲学和美学基础，谋求实现文学基本观念的深层更新和变革”(39)，这其中典型者如“如实反映”、“逼真描绘”是否是衡量艺术高低优劣的共同的尺度，“文学反映现实”的创作原理是否合理，对现实主义的理解，等等。同样，研究者们关于文学艺术与商品经济关系的研究出于对现实实践的考虑，如李准所描述的：“一个巨大的热点在炽烤着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乎每一根神经，它就是文艺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40)强烈的问题意识，使得学者们的研究不局限于单纯的学理的、象牙塔式的讨论，为理论深入积蓄了动力，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研究的推进，得益于学者们强烈的方法论自觉。程麻在反思现实主义方法论时，便提及研究者“应有清醒的方法意识”。价值论本身，便是一种方法论。价值论的“生产力”，对中国当代文论的阐释力起到极大的增强作用。比如，价值论之下，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得到重新阐释，文学语言获得了解放，等等。程麻运用价值论的方法，分析了文学语言三个方面的“自由”，即语言规范自由——最表面的掌握了语法和词汇等语言规范的运用自如，风格层面上的自由——对作家人品气度与才性格调的展示，意义层面的自由——表现描写对象对主体的价值的符码，“在文学语言的实践里，人则以全身心、调动全身感受去面对世界、体验世界。其中有认识、有理解、有自我规范，可更根本的还是人的活力和能量的展示与体现”。(41)这些见解，是只有在价值论方法之下才会取得的结论。1993年，黄海澄在反思“文学价值论”时提到，研究者在马恩全集翻检所搜集到关于“价值”的做法，“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某一句话，企图从这里发现微言大义，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推演出一篇宏论来”，“死抠本本”，这种态度“不符合科学精神”。马克思的时代，哲学价值论还没有诞生，因而，马克思著作中的许多“价值”只能视为日常用语，而不是经过严格界定和规范的哲学范畴，因而“不能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抓住‘价值’这一名称，作为研究文学价值论的出发点”。他由此举例，“‘价值’这一普通的概念……并不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事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一些学者由此生发，认为是马克思价值论的智慧所在。黄海澄指出，细读原著，便会发现这一句是瓦格纳的观点，是马克思所批判的。(42)不以忠实于经典为借口、死抠“本本”，呼唤真正的科学精神，这一反思也是带有方法论意义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者们执著于方法论，甚至执著到痴迷的地步。黄海澄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应当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领域，吸取方法论的营养，以利于它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我相信，这也是许多美学工作者的共同愿望。被称为‘横断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具有跨学科的性质，是唯物辩证法在研究自然和社会系统中的具体化与精密化，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43)在文学价值论研究的推进中，著名的三论(信息论、反应论、控制论)被广泛运用，研究者在分析价值之于人的重要性时，普遍使用了控制论的方法。在文学价值的实现中，接受美学理论被屡屡提及。科学的方法论，是解决问题的门径与钥匙，是接近“真理”的最佳方式。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意识减弱，致使有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原地打转，无法获得深度进展。 反思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的演进与论争，也会发现，这一过程在催生了许多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 文学价值论研究尤其是在论争中还存在着非此即彼的一元论思维。文学认识论在中国曾经是占绝对主流位置的文艺学观点，在新时期经受了各个方面的冲击。1979年至80年代初，在“文学与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两场讨论中，认识论的主导地位被质疑；80年代初期、中期的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想的引入、“方法论热”，对认识论形成极大冲击；而后，主体论、本体论、价值论、实践生产论相继与认识论产生论争。这些论争促使反映论观点的操持者反躬自省，主要表现在：反思机械反映论将文学反映与科学认识等同的局限，在厘定“反映”内涵时，强调反映的“特殊性”，提出“反映”要比“认识”更为广阔；重视反映中介——反映心理的研究，要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心理学；强化了语言和形式参与方面的研究，将语言与形式贯穿在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而不仅是传达阶段加以研究。这些反省推进了反映论的发展。同时，研究者又屡屡提及要用价值论替代、更换反映论与认识论的提法，颇有唯价值论为尊的味道。其实，正如许多学者所认同的一样，文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文学价值是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多元价值体系。因而，文学的丰富性也需要运用多种方法来阐释，认识论、反映论等多种理论可以与价值论并存。甚至可以说，优秀的文学作品价值无限丰富，诸种方法只能是尽可能挖掘、接近、而不可能穷尽其丰富性。 关于文学商品价值的研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状况的变化越来越丰富，尤其是在文学产业、文化产业已被广泛接受的当下，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更为广阔的推进空间。李准在1989年《论商品经济与文艺发展的关系》中提及的感受在当下依然适合：“艺术生产是奇妙而又复杂的，关于艺术生产的规律究竟应当怎样表述，至今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商品经济同样是奥妙万千，关于商品经济规律的各种描述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艺术生产与商品经济这两者连在一起，就更加复杂和难以描述了。笔者虽然努力搜集材料，进行冷静的思考，但一当进入具体论述就感到力不从心，困难太多。”(44)文学的商品价值是值得重视的。中国传统文论，要么将文学作为“经国大业”，要么将其当作修身养性的重要手段，其共同之处在于将文学与经济相分离。商品经济与文学发展有着丰富的张力关系：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文学的长远发展要远离市场，文学消费与一般的物质消费相距甚远；另一方面，又有学者认为，商品经济发展会极大促进文学发展，“商品经济的平等和自由的交换原则把人们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唤醒了人的主体意识，确立了一种人与人平等的格局；商品经济的竞争性为人的创造性的自我发挥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机制，使人在不断的超越中获得自我塑造、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自由；商品经济的利益多元强化了人的利益与需求欲望，激发了人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对功利追求的迫切性”(45)。其实，商品经济所建构的自我主体性是有限的，过度依赖商品也会“使自我建构变得非常脆弱和虚假，会导致人们对真实与外表的混淆，甚至造成自我否定、自我丧失”(46)。在新时期文学价值研究的演进与论争中，对商品经济与文学发展关系的研究远远还未展开。 价值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文学活动带有强烈的价值属性。文学创作活动在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价值关系中展开，文本是作家所创造的价值体系，接受活动在接受者与文本的价值关系中进行。新时期文学价值论的演进与论争，为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综合创新、整体推进贡献了力量、提供了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