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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 宋元时期是一个高扬“理学”而又重“气”的时代。与前代相比，如果说唐代是儒道释三教并行而佛学空前兴盛的时代，传统气论实际上被边缘化了，但宋代可以说是一个围绕“理”与“气”的哲学时代。一方面，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在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创新发展中创建了影响巨大而深远的理学；另一方面，以张载为代表的气一元论和朱熹为代表的“理气”说将气论哲学推向新的高潮。由此可见，理学和气论哲学作为宋学主干在宋代的突出发展和主导地位。随着历史进入到元代和元人对宋学的因循，宋代理学和气论哲学遂深刻地影响和渗透到了元代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形态之中。 宋代理学和气论哲学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文气论批评，并带来唐代之后文气论批评的再一次历史转型，这就是由“文以意为主，气为辅”转向“文以理为主，气为辅”的批评观。这一命题的提出应该说是由宋元诗文论家共同完成的。 金华朱学的代表人物王柏在《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明确提出了“气亦道也”，并辨析了理气对文的意义。“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气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见，必有形而下者为之体焉，故气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气。……盖气不正，不足以传远，学者要当以知道为先，养气为助。道苟明矣，而气不充，不过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气虽壮，亦邪气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也。”又说：“‘文以气为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为主’，近世儒者尝言之。”(《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王柏从道学家立场出发，以道(理)为本，认为有气的文章即为有道(理)。 由于理学思想的深厚熏染，北宋时的黄庭坚在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上明显表现出向儒家正统思想以及周敦颐和“二程”理学、道学的靠拢，提出了“文以理为主”的命题。他在《与王观复书》中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文章盖自建安以来，好作奇语，故其气象衰荥，其病至今犹在。” 如果说黄庭坚凸显“主理”而不无偏颇的话，同时代稍后的吴子良则对其“文以理为主”作了补充，于作“文”纲领给予了更加完整的表述。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中提出：“为文大概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可见，在吴子良的文学批评中，理学与文学的关系由割裂走向了新的融合，追求义理的同时很讲究“文气”、“文法”，体现出欲纠正绝对理学化的诗学向度。 吴澄作为元代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在诗文审美上确有吴子良的“理气”论影子，明确提出了“主辅”说。在《东麓集序》中对张桓的诗文评点后说：“诗文以理为主，气为辅，是得其本矣。”在《吴伯恭诗序》中他仍然以此标准论人论诗：“而伯恭方且研经务学，以培其本。他日本亦深，理亦明，则心声所发，理为之主，气为之辅，虽古之大诗人何以尚兹？”由上可见，“理学”是吴澄思想的本原，但他虽然信研程朱理学，却能综合南宋以来对一味主理的纠偏，将“理气”论贯穿于诗文批评中。 对“理主气辅”的批评形态加以清晰概括的是刘将孙，他在《谭村西诗文序》中明确阐释了为何要提“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的理论命题：“文以气为主，非主于气也，乃其中有所主，则其气浩然，流动充满而无不达，遂若气为之主耳。……予亦于气为主之言，而窃愿有所益也，主者同而所以为主者异，辄欲更之曰：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养吾斋集》卷十)在刘将孙看来，“理”才是真正的文之主宰、统帅，以往所说“文以气为主”是只看到表面上“气”对于行文过程的作用，实质上，“气”的流动而形成文势是因为其中有所主，即“理”的作用。刘将孙在《赵青山先生墓表》中又说：“出议论于事外，发理趣于意表。”由此可见，刘将孙强调“主理”说的文学批评观与宋代理学思想是相一致的。 “文以理为主”说的提出，从深层次上看，就如王运熙先生指出的，“从‘文以气为主’修正为‘文以理为主’，标志着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和要求。‘文以气为主’说，认为作品的风貌是作家气质、才性的表现，作家的气质、才性出自天赋，禀气清刚，作品就能写得爽朗刚健。此说的指导思想是当时流行的才性论，重视禀赋，不重视用后天的学习来培养作者的气质、才性，不要求作品应有某种思想倾向。‘文以理为主’说，认为作者应在‘六经’孔孟之道的指导下，培养起正直刚毅的气概(浩然之气)，发为文章，就能文辞畅达。此说与这个时期流行的理学在思想上息息相通，强调儒学的指导作用，强调学习儒家经典，强调养气，把提高作者的思想道德修养放在首要地位。至于要求文章写得气势旺盛，风格刚健，则是两说所共同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