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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从雅各布逊到法国叙事学的发展，被称为语言论转向中的诗学的一路，因为它们关注的主要是语言运作中的美学效果，还常常围绕着文学写作的实践。但是当我们了解了其中包含的语言论转向的理路后，对于理论疏离文学，对于文学理论蜕变为理论，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我们能够理解20世纪40年代以后整个法国结构主义时期的一些研究主题为什么会既出自完全不同的学科范围，又令人一眼就能看出它们同出一路：列维-斯特劳斯研究人类学，但是他视野中关注的是土著民俗和文化符号的结构方式和系统性功能；拉康是精神分析专家，但他发现人类语言及其能指系统才是无意识的基础，它们在形成主体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区分方面起着支配性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在语言和符号学层次上，才能深入原始人类的文化密码，进入人的无意识层面。语言统摄了表面上看起来相当不同的领域。当然，它也统摄了文学的研究。巴尔特把文学归结于写作和文本，也就是语言实践，一旦解决了语言的问题，并且揭示了符号的意指功能，也就解决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的理论问题。所以文学问题不能由一种在现代性学科分类框架中设立的“文学理论”来解决，而应该从语言和符号的意指方式层面加以解决，这种以索绪尔语言学为基础的“理论”是超学科、跨学科的，它不是社会学理论，人类学理论，甚至不是语言学理论，它只能被命名为“理论”。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文学研究者及研究机构会感兴趣于似乎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 理论疏离文学的倾向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到高峰。以福柯为代表的语言论转向中政治学一路，开始关心权力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福柯的问题是：话语和知识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产生权力效应?福柯所揭示的这种权力，从形式和内涵都与过去意义上的统治权相去甚远，但它与个人的关系却比统治权要紧密得多，它是一种以真理和知识为名号的、渗透人们生活一切方面的规范力和压力，它作用的末端达到了人的肉体及其结构，它的社会形式就是符合知识系统性的一套严密的社会机制网络。而由于以真理和知识为名号，它并不具有主体性，人自觉地接受它的规范，并且在它布置好的各种位置上发挥功能作用。顺着这个思路，人们发现了各种较微观的新的政治学议题：女性是如何在性别知识话语中规范自己并且成为女性的?同性恋如何在关于性取向的知识论操作中成为异类并受到拒斥和压抑?西方关于殖民及殖民地的话语方式如何支配了西方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又如何在殖民地知识界产生同化或拒斥的反应的?西方以外的世界又是如何在历史(进步)和民族(地域分布)两条轴线上煎熬取舍，从而自觉地就接受了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入侵或者对西方的学习、借鉴和拿来?在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内，每一个族裔是如何想象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自我与他者的区别怎样推动了具体的民族政策并且建立起多种族社会中支配性一族的地位的?福柯的理论催生了后殖民主义、身份政治、性别政治、新历史主义等等理论，支持了心理分析特别是拉康的自我-他者学说，为女权主义提供了新的能量。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议题都是语言论视野下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如果话语具有权力效应和规约性，那么政治问题也就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权力的争夺就不是统治权的争夺，而是话语的争夺，政治斗争的策略也就是话语的策略。这些问题转移或吸引了整个社会的注意力，成功地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比起文学问题来，这些问题显然更有现实性，更能引起学术界关于自身介入了现实政治事务的感觉。大学文学系的学术被政治学派所支配，也就不难理解了。 源自福柯的这些政治学发展方向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支配了“理论”的主流，是后结构主义和以之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面目。它们差不多彻底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后理论”作为对“理论”的反思和清算，其中有一种很强的对社会政治化导向的反弹，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理论脱离文学的倾向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它使得大学文学系严重偏离自己的本业，对文学、尤其是经典的阅读和研究严重不足，这都是“理论”的错，所以应该抵制、抛弃、反对“理论”，回到文学，回到阅读。史蒂夫·纳普早在1982年就吐槽“理论”，他在当时与华尔特·迈克尔斯合著的“反理论”一文中，认为“理论”所做的工作就是提出一套套解释作品意义的方案，试图通过为解释提出一般性理由而控制解释实践，但是文学的意义问题并不复杂，文学作品的意义就是作者赋予作品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介入毫无必要、毫无用处，所以理论应该被终结。他在《文学兴趣：反-形式主义的局限》(1993)一书中提出“文学兴趣”的概念，文学兴趣是一种对作品所言超出作者所言的部分的兴趣，这是由作者与作品中的代言者(agents)之间的张力构成的，这是文学有趣的原因。这个观点的要义是让人们把阅读聚焦于文学本身而非理论。让-米歇尔·拉巴泰在《理论的未来》(2002)一书中说，理论总是让人觉得太过偏于一端，它遗漏的东西往往是更加重要更有生气的东西，也就是被后理论学者标定为“文学”或者“阅读”的东西。后理论应该重新祭出被“理论”湮没的文学本身或者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他们都把理论看成文学的对头，认为“理论之后”的清算应该有助于文学的回归。这方面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瓦伦亭·卡宁汉(Cunningham)注意到，我们已经回不到“理论”之前的状态中去了。他意识到，阅读总是跟在理论之后，“读者，以及还有阅读，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要预先构形、预先判断、怀有偏见、有倾向性的，这些东西来自关于阅读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对正在读的这一类文本可以做哪些期待的观念。[……]所有进到书里面和页面上的读者都背负着预设这个包袱，其中大部分难免是属于文学理论类的东西”(4)。但是这纯属无奈。从他把理论预设称作“包袱”可以看出他对理论其实是讨厌的，他认为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这些预设被清除得越彻底越好，因为“文学理论事实上把文学文本简化为公式，模式[……]以这种方式，它削弱了文学性，削弱了文本。[……]差异在这种模式冲动中被歼灭了，它不受欢迎，不被顾及”(122)。应该回到对经典的阅读，而理想的阅读“始于与文本亲密的身体接触，然后转化为亲密的意念和情感上的接触，这是一个接触的序列，其中阅读的后果是一个复杂的对人整体的道德教育的场景，它深深扎根在理性但特别是情感之中”(147)。 然而正如卡宁汉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理论”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中挥之不去的元素了，它甚至影响到文学阅读的预设，这种试图回归“理论”之前的简单返回式的反弹并不足以把文学真正拉回来。且不说那种“亲密的身体接触”般的天真的阅读是否可能，仅凭它对“理论”遗产的漠视就不能令人信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