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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中差异的运动：重复与误读 对差异性的重视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大特点，在尼采、巴特、福柯、德鲁兹等人的文章中多有论述，他们对解构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从语言和修辞的角度强调差异问题，还是主要得益于索绪尔的差异理论。耶鲁学派从中领悟到的是文本中能指的漂移和差异的永恒运动，在德里达那里是一种哲学性的表述即延异，而耶鲁学派则致力于探讨文学中差异的运动，下面就以重复与误读为例。 重复是文学当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但是很少被人们重视。米勒认为主要有三种不同的重复形式：首先是言语成分的重复，包括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以及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隐蔽的重复，第二种是文本中事件或场景的重复，最后是一部小说对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的重复。[10](P2)重复既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即从“现实主义”角度而言的各种社会、心理或历史事实以及与作者的精神和生活相关的现实情形，米勒所关注的重复主要指的是文本内部的一种修辞状况，他在《小说与重复》一书中所做的分析都是集中于语言细节上，这也是耶鲁学派的一贯立场：重视文本自身，即使社会历史因素必然只有通过文本得以体现。人们往往会把重复与相似性或同一性联系起来，这是受形而上学影响的传统理解，也是米勒所谓的“柏拉图式的重复”，他引用德鲁兹《感觉的逻辑》中的一段话，指出这种重复模式是在预先设定相似或同一的基础上思考差异，而另一种情况正好相反，它将相似、同一看成是本质差异的产物，这就是“尼采式的重复”。柏拉图将现实和艺术看成是理式的摹本，这种重复是对理性的遵从，同时也是偏离和差异，这样差异就成为内在于相似或同一之中的差异。而尼采的重复模式则认定世界是建立在差异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只有存在差异事物才能彼此相像，相似乃是差异之中的幻象。 比如，米勒在《小说与重复》第五章分析的《苔丝》便是一个关于重复的故事。米勒引用了《苔丝》中描写苔丝遭亚雷凌辱的片段来讨论，他认为这个片段描写的事件是作为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重演，它指向历史中一长串类似的事件。苔丝被迫重复她自己和别人的经历，并在那些重复的过程中遭受苦难，“这部小说的正文为它的标题、副标题、卷首引语以及前后相关的四篇序(或注释)重复着”。[10](P2)人们也许会认为这些重复意指着同一事物或某个意义中心，“柏拉图式的重复”使人们从相似或同一的角度将它们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但米勒认为，这是一种假象，每一次新的展示，新的叙述，都是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经过仔细分析以后就会发现相互之间是充满矛盾、不可调和的，因而最根本的问题只能是一再被重复、一再被重新解释，却是无法解决的：“使苔丝的生活陷入那对称的图案而不可自拔、并引导她一步步走向断头台的富于创造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10](P146)这样一种“尼采式的重复”使我们认定每一个事件的独一无二性以及中心的根本缺失，这样重复就成为差异的生成运动，因而米勒指出：“在《德伯家的苔丝》里，我认为体现了文学特征的那种异质多样性的最明显的形式在于对苔丝遭遇多种多样互不相容的解释的同时并存。”[10](P146) 也许有人要质疑，既然强调差异为何要提重复，只谈独特性不就足矣?其实差异和同一都是相对而言的，耶鲁学派的确是强调生成和差异，但这离不开其寄生物“同一”，就像形而上学也离不开其寄生物虚无主义一样。从另一方面而言，重复的强调也是对本源、目的等形而上学观念的解构，柏拉图式的重复让人们不断回返中心，尼采式的重复强调不断地重新开始，这不仅意味着中心的缺失，也表明我们只是在进行重新解释的修辞游戏，并没有创造新“事物”。在《权力意志》的第1062条中，尼采在批判了柏拉图式的重复后指出，我们会不断地陷入某种循环，“世界同样缺乏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2](P38)而在文本之中更是如此，每一次新的描绘或叙述并没有使问题更深入，只会让情形变得更复杂，而非更加接近中心。正如《吉姆爷》中的多重叙述只是在文本的织物中不断添加修辞阐释的丝线，始终围绕着事物，表面上是要接近其实是游离于某个虚拟的中心或起源之外的。这样一种观念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进步”历史观形成鲜明对照，文本中的重复就像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圆环，读者和批评家的阐释也只是在增添这样的圆环，不可能更“进一步”地了解文本。这样，差异才成为真正的差异，而不是从相似或同一中解析出来的差异，差异的运动也不会走向辩证的统一。 修辞性阅读是耶鲁学派文本理论的一大特色，这种阅读同样是强调差异的运动。按照德曼、布鲁姆等人的观点，文本根本上是不可读的，每一次阅读因而都是制造“谬误”，也就是在制造差异，任何“正读”都是“误读”，正如德曼所说：“解读就是理解、诘问、熟悉、忘却、抹去，是使其面目全非和重复——也就是说，无休无止的拟人化。”[8](P241)阅读活动和所有认识世界的活动是一致的，即尼采所说的“移情”和“拟人化”，是“主体”的一种移置，也是“主体”幻象生成的修辞过程，在《阅读的寓言》的一段文字中，德曼再次表述了这一观点：差异的残余构成了一种经验主义意识，其中似乎正在产生“精神、意识、自我。”[6](P242)但在形而上学的桎梏被打碎以后，这种阅读不是走向意义的统一，而是揭示了文本和阅读者的偶然性和有限性，所以这种“拟人化”不是趋同，而是充分显示了差异性的存在，阅读活动正是因差异而成为“二度”或“三度”寓言，也就是阅读的不可能性的寓言。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宏观的经典文本的历时性差异运动。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把当代诗人看成是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儿子，面对着“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两者处于对立之中：父亲企图压抑和毁灭儿子，儿子则试图用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误读”来贬低父亲，从而开拓自己生存的空间。布鲁姆指出：“诗的影响已经成了一种忧郁症或焦虑原则。”[11](P6)经典文本存在的意义不是让那些想出人头地的作家们去继承，而是要同他们相竞争，以确立自己的文学地位，因此学会去超越前人，制造差异或陌生化是优秀作家走向成功的首要条件，布鲁姆写道：“西方最伟大的作家们颠覆一切价值观，无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12](P21)另一处：“对前辈诗歌最初的爱，迅速地被改造为修正的冲突，若无这种修正的冲突，个性化就没有可能。恩培多克勒坚持认为冲突引起了最初的大灾变，分解了各种元素，点燃了意识的普罗米修斯圣火。”[13](P8)那些最伟大的作家总是颠覆一切价值观，标新立异。布鲁姆所强调的文本的陌生化或原创性来自于“影响的焦虑”，文本审美价值的产生在于艺术家之间影响和竞争，他者以权威的形象策动作家呕心沥血、推陈出新，也就是说，陌生化或原创性首先是和他者影响的焦虑和自我内在性的追求紧密相连的，有了这样的竞争意识，艺术上的偏离才有了明确的目标。没有竞争和差异的制造就没有超越和创新，经典生成之路也就被阻塞了。 正是由于差异的运动，文本的生命才得以生生不息，解构的修辞游戏通过对中心性和统一性的颠覆，使文本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从而赋予了文本“存在之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