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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觉到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虽然有其长处，但是在对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考察时就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在20世纪中叶，西方美学文艺学在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和英美新批评派的推动下，人人皆谈文本、符号、形式的时候，在意大利新文体主义从语言学前提中获得“美学——方法论的、历史学——文学的初步成果”时[6](P211)，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美学还仍然主要在艺术的内容、意识形态等问题上进行探讨，可以说在学术思想和学术问题上落伍于时代。因此，他认为“语符学（即哥本哈根学派的结构语言学）代表着现代科学（索绪尔派）语言学最为完整的发展结构（因此亦不可谓其为最基本的语言学说）。我使用语符学方法的目的，是想在着手描述一种基础审美符号之前，首先为文学诗歌打下坚实的语义学基础”。他把《趣味批判》看作是“研究语符学理论本质特征的专著”，“分析考察诗歌与艺术的语义或语言方面，便成为本书的主旨之一”[6](P2)。把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视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先进方向，自觉利用现代符号学原理，进行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提升到现代科学水平上，沃尔佩的这种努力，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历史上是应当有重要学术地位的。 沃尔佩用当代语言学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是他的科学辩证法在美学文艺学上的展开和运用。他认为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都是一致的，都必须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相统一的科学分析方法。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早就指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思维的科学方法在当代就是语言学分析方法。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与以德国洪堡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语言学的决裂，是现代科学方法同黑格尔主体性、浪漫主义思想的对立。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说明“像最出色或富有创造性的隐喻或其他诗歌象征也不过是一种义素或有意义的因素而已，属于先存的符号系统，也就是语言系统；因此，它具有语法价值，否则，它将没有表现性（即不可传达性），缺乏诗歌价值（思想）”[6](P112)。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叶尔姆斯列夫针对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出现了多种理论思路而出现混乱的情况，进一步发展了结构语言学。他在1935年指出：“音位作为语言学元素不可能正确定义，除了按照语言学标准，即借助其在语言中的功能。没有语言外的标准可能是适当的，不论是物理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标准。”[7](197)对于语言学，声音的物理、生理因素和词汇的心理因素都是外在的，只有把音位当作语言结构的组成要素，才是语言学自身的标准。哥本哈根学派确定语言学的科学基础惟一性上所作出的努力，受到雅可布森的赞同。索绪尔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价值“在于发现了语言学即科学的‘第一原则’”，[6](P167)“没有别人，惟有叶尔姆斯列夫向认识论者提供了这一严密的、完全的和一元论的语言符号概念。”[6](P275)这恰好与沃尔佩在整体科学上寻找一个惟一标准的思路相通。于是，他在《趣味批判》中具体运用了这些语言学的结构要素理论，作为分析文学作品的出发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