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使自然科学都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存在形态，更不用说用以阐释不断变化的社会及文化现实的人文社会理论。恩格斯曾说过：“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的不断出现，唯物主义也必然改变自己的形式。”在这里，所谓创新就是实事求是，回避这种创新的使命，是一种懒汉主义。以杰姆逊为例，他说，“贯穿我著作的框架来自我所身处的时代本身”，这个时代的“变化当然主要是经济社会方面的，比如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论”“给了我一个融会贯通的框架来审视这一切，把它们理解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逻辑”。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与杰姆逊所关注的时代变化和时代问题在他那里有了一个真实的结合。 如果说革命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武器的批判，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现在的任务是使用其“批判的武器”，真正完成文化的批判与建设。这里不是要所谓“告别革命”，不是所谓今是而昨非，而是要直面新的时代命题，其理论重心要做应有的转移。“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的需要将自己的理论重心转向“文化哲学”，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其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我看来，一个基本的工作就是寻找到当代中国的时代命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审视它们，形成自己的理论表述。譬如经济全球化及其与民族文学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人的主体性确立的问题、文学的个人性与公共价值的问题、文艺的形式革命与意识形态问题、大众文化与艺术生产问题、消费文化时代文化消费的平等权问题、主流文化与文化领导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并不都是之前的文论所遭遇的，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予以深入的思考和解答，自然就把理论阵地和理论领导权拱手让人。 作为时代政治和思想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是时代现实的一种特殊的观察视角和思考路径，只有作用于其所身处的时代才能彰显其独特价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寻找到时代的真正问题，形成理论命题，以“术语的革命”，实现当代形态文论话语系统的建构。 注释： ①马克思《集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