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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缺乏文献证据，《鸣凤记》作为“第一部”时事剧的标识实际上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研究者关于《鸣凤记》产生于万历元年至十年的说法，因推考材料的薄弱与逻辑漏洞也未必成立。朱濑滨所撰《鸾笔记》可确认完成于万历初年，以当朝人写当朝事凸显了作家的政治勇气，因此这部作品更具首部时事剧的材料支撑。一部戏曲作品要成为“时事剧”，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相对可靠的真实性，主要角色应为时事人物，以及兼具“共时”阶段的时效性，即以剧作家的创作过程与剧本所描述的事件或人物是否存在交集为依据。 关 键 词：《鸣凤记》/《鸾笔记》/时事剧/义界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高校优秀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中国语言文学”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吕靖波，男，江苏靖江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鸣凤记》历来被视作明清剧坛上“第一部”时事剧，郑振铎称：“传奇写惯了的是儿女英雄，悲欢离合，至于用来写国家大事，政治消息，则《鸣凤》实为嚆矢。[1]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也称该剧“是戏曲史上最早表现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2]。郭英德《〈鸣凤记〉：时事剧的发韧》、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均持相似观点。关于它的创作年代，张军德《〈鸣凤记〉创作年代初探》(下简称张文)一文根据《明史》、《万历野获编》等史料中所记载的邹应龙、林润、孙丕扬等人事迹的考证，认为《鸣凤记》并非成于嘉靖时，且进一步考证其创作时间为“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3]。笔者认为，“《鸣凤记》非成于嘉靖时”这一结论是可靠的，相关证据是让人信服的，也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可，如郭英德《〈鸣凤记〉：时事剧的发韧》一文便采用了张文所引的史料证据，结论则比较谨慎，只是称“据以上诸证，此剧创作年代不应早于万历元年”[4]。但是张文的另一观点笔者则不以为然，张文关于《鸣凤记》的具体创作年代的推考是基于对吕天成《曲品》“鸣凤”条的读解，《曲品》云：“(《鸣凤记》)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词调尽鬯达可咏，稍厌繁。江陵时亦有编《鸾笔记》者，即此意也。”[5]张文据此写道：“吕氏认为：‘江陵时’除有《鸣凤记》外，还有《鸾笔记》与之并行于世。我以为更可说明《鸣凤记》不仅不成于嘉靖时，而且可能是在万历初年。”并在最后的结论中写道：“吕天成在《曲品》中暗示出来的《鸣凤记》成年‘江陵时’，与《鸣凤记》本身泄露出来的作品成年‘万历初’是相吻合的。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柄政’，卒于万历十年(1582)。那么，《鸣凤记》之成，应在一五七三至一五八二年之间。”笔者认为，仅就“江陵时亦有编《鸾笔记》”一语不足以推导出《鸣凤记》为万历初年的作品，因为《鸣凤记》即使产生于万历十年(1582)之后，即创作时间晚于《鸾笔记》，身为后人的吕天成也完全可以作此表述。 若此，众多论者将《鸣凤记》视作明清时事剧的“开山之作”，并以此来建构时事剧的发展史，恐怕是有问题的。至少，在《鸣凤记》的具体创作年代未清楚之前，这样的观点和论述都不免失之草率。 而且，如果《鸣凤记》果真是产生于《鸾笔记》之后(即使《鸣凤记》真的出现在万历元年至十年间，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那么从当朝人写当朝事的角度看，《鸣凤记》与时政的密切程度远不及《鸾笔记》，作者的政治勇气也相去甚远，这样一来，《鸾笔记》倒有可能才是明清时事剧的“开山之作”。 吕天成《曲品》将《鸾笔记》作者朱濑滨置于“中之下”，与高濂、吴世美、程文修、杨柔胜、全无垢等剧作家同列，吕氏除熟悉高、吴二人外，其余则称“不悉其人，但观词采，悬想才情，亦皆有学有识，可咏可歌。允为中之下”[6]。《鸾笔记》亦列于“中下品”。此外，《曲品》涉及到该剧的资料还有三条，分别是：“朱漱滨，昆山人。”然遍查史料，未见其人。“朱濑滨所著传奇一本”，注云：“此朱上舍为吴复庵作也。记江陵夺情，邹、赵诸公廷杖时事，语多凿凿，可称实录。江陵九原有知，亦当颡泚。”[7]吴复庵即吴中行(字子道，号复庵，武进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学士张居正为其座师。万历五年(1577)，上疏反对居正夺情，言辞激切，与赵用贤、邹元标等上疏者一起被处廷杖，吴受刑最惨，“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舆疾南归，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当时遭廷杖的五人“直声震天下[8]，是一件轰动朝野的重大政治事件，朱濑滨正是有感而发，创作了这样一部时事剧。最后，《曲品》在“赐环”条云：“往余见《丹铅录》，载华生事，意甚悲之。今此记描写权佞奸态、丑态毕尽，不减《鸣凤》、《鸾笔》二记。真才士也。”[9]《赐环记》为铜陵人佘翘所作，演宋代华岳事，曾传入内廷，此剧非写时事，吕天成并举三例是因为它们都是描写“权佞奸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