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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话文学史》与“国语文学史”退场 1927年,黎锦熙以南开演讲版《国语文学史》为底本,翻印此书,用作同学们的参考讲义,以一千本为限,北京文化学社排印出版。此时胡适身在欧洲,听闻此事,知晓翻印者不为牟利,虽不便责备他们,但由此下定决心修改此书。次年六月修改完毕交由新月书店出版。这部新的文学史除了增补和修改了胡适数年所得文学史料之外,更是改书名《国语文学史》为《白话文学史》,国语二字从此在文学史叙述中隐退,以国语文学史命名的文学史著自此退场。 《白话文学史》编到白居易的诗歌为止,和胡适《中国哲学史》一样,以半部存世。对比《国语文学史》中汉初到白居易的部分,从两万多字增至21万字,增加和调整了相当多的史料。较重要的有:增加了佛教的翻译文学,白话诗人王梵志,并将寒山、拾得从晚唐提到初唐叙述等等。两部文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无太大变化,仍是以白话、平民文学对立于古文、贵族文学为主线来叙述。但是《白话文学史》入选作品的审美性明显有所增强;评论语气也相对和缓。如虽对曹操复古意味有所微词,但也不能不承认曹氏父子所代表的乐府歌辞“是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再者,相比《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形成了更为具体明晰的民歌发展脉络,给新文学挖掘出了一块更为系统全面的文学矿藏。 从《国语文学史》到《白话文学史》,看似除了史料增加、修改之外并无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国语在文学史叙述中的消失,并不仅仅是更换名称这么简单。胡适将国语冠名于文学史著又亲手将其抹去,其中的原委也是本文的兴趣所在。 1906年,朱文熊结合前人倡议正式提出国语统一口号:“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耳。顾文字不易,教育总不能普及;国语不一,团结总不能坚固。”紧接着一直持续不断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国语的选定。声势浩大的京音国音之争双方支持者争论的核心,是哪种语言有资格成为中国唯一的民族语言。语言的唯一性是国语运动追求的根本之一。争论不休之时,胡适从语言特性思考,认为“国语统一,谈何容易,我说,一万年也做不到的!……言语不只是人造的,还要根据生理的组织,天然的趋势,以及地理的关系,而有种种差异,谁也不能专凭一己的理想,来划一语言的”。他将如何解决国语统一背后暗藏的民族统一的问题引到文学之上,“……在这个我们的国家疆土被分割侵占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国语、汉字、国语文这三样东西’来做联络整个民族的感情思想的工具。这三件其实只是‘用汉字写国语的国语文’一件东西。这确是今日联络全国南北东西和海内海外的中国民族的惟一工具。”胡适所言重点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放大了白话文学在国语统一中的作用,但是并未明确指出真正的标准国语是什么,模糊了国语作为多民族国家唯一标准语的概念。纵观胡适关于国语问题的讨论文章,以及《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两本文学史著,关注的重点并非如何统一国语,而是如何通过文学作品的筛选和创作使言文真正合一,并通过文学强大的感染力,启蒙广大民众,实现民族疗救的目的。两本文学史著作中表达出的应破除我们、他们的文字、文学贵贱界限,使“赶车的”“卖浆的”都能读懂文学并对其产生兴趣,尤其是独尊平民白话文学等等观点,都指向胡适的兴趣点在文学启蒙,而非国语本身。1921年胡适在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乐会上的演讲中说:“国语统一,在我国即使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并提醒众人在关注国语的同时,不要忘了文学这一个词。“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看似是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双赢,实则国语在文学史叙述中并非不可或缺,而是作为文学的重要定语而存在罢了。 既然胡适并不赞同国语概念暗含的唯一含义,为何要采用国语冠名于文学史著呢?1920年代初的胡适似乎很清楚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助力,文学革命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有大的影响力:“就把国语来讲,政府一纸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几十年的鼓吹。凡私人做不到的事,一定要靠政府来做。”国语两个字所蕴含的民族复兴、国家统一的意思,使得国语运动一直拥有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白话文之所以能在体制内取得合法地位,并不仅仅仰仗几位新文学倡导者的振臂一呼,更重要的是民国九年教育部要求民国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的一纸训令。所以,即使胡适本人对国语统一并不支持,也始终努力淡化国语为唯一标准语的概念,并运用于新文学建设之中,但他一开始还是努力从国语角度讲述文学历史,将自己的文学史著称为国语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讲,有着其策略性的考虑。1927年前后,文学革命已尘埃落定,白话化在各领域已日渐普遍,白话与文言的论争已成明日黄花,舍弃国语二字入史的原因便很容易解释了。 《白话文学史》的面世宣告了国语文学史的退场。虽然胡适并未针对文学史著名称的改变作专门的解释,但是《白话文学史》出版同年,《跋·白屋文话》一文将这两个名词区分开了:“‘白话’是个‘中立’的名词,既不含褒贬,又可包括国语的同方言的作品。”这段话传达出两个信息:一是国语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二是白话文学比国语文学的囊括范围更广。胡适曾对国语下过定义: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产生的文学最多的一种方言。上文谈到胡适并不怎么赞同国语统一,方言文学的发展是他这个论断的主要出发点:“国语文学之外,我看,将来还有两种方言文学,很值得而且一定要发展的。一、是吴语文学……二、是粤语文学……”这是胡适1921年的演讲,也就是说,在《国语文学史》讲义写作同时,胡适已经开始思考国语的局限性了。那么,方言看似也囊括国语,为何不改为方言文学史?从《国语文学史》中可见,方言是全国各地地方口语的统称,包含多种地方语言,且许多方言有怪癖之点,不可能通行于全国,更不可能担起文学启蒙的重任,将方言冠名于文学史,实为不妥。但是白话就有所不同,白有三种解释:“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白话是加工后的明白清楚的方言,并包含国语。若要替换,白话更为合适。加之白话文学的概念又与文学革命的倡导十分吻合:“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很明显,胡适是从文学启蒙和文学未来发展的多样性来对国语、白话这两个概念进行考察的。相较之下,白话比国语更能体现胡适的文学史观。 以上论述结合史料,从几个概念着手,从细微处探讨白话在文学史叙述中替换国语的原因。而从20世纪初文学思潮的转换来看,国语消退,白话登场,有着其历史必然性。从晚清文学到“五四”文学,经历了从国家文学到人的文学的转变。晚清文学为适应时代的诉求,“屈己以就群”,国家与个人对立存在,国家利益为上,个人、自由都退居文学话语的边缘。1918年《人的文学》发表,宣告晚清国家话语为核心的文学向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转变。周作人提倡“文学是个人的”,并将人比喻为“森林中的一株树木”,“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胡适多从国民启蒙的角度考量,更倾向于周作人的观点,关注组成森林的树木。其《国语文学史》以国民使用的白话为创作文学的工具,对平民文学的倡导,自下而上打破社会阶层的文学理念等等,都体现了其以国民为立场的思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提倡人的文学更倾向于有“个我”特性的人:“人不再仅是某种抽象概念的附庸,它获得了自主性,人不是单向地决定于‘人类’,完全受‘人类’支配、左右,而是在独立的前提下,同样决定了‘人类’的发展。”《国语文学史》为了实现其启蒙目的对文学作品的过度删选,以及对个人化作品的压制,都显示胡适在思考文学史写作时,在文学史写作中用国语这个符号承续了晚清国家文学的国家意识,但《国语文学史》本身却更靠近“五四”对个人文学的推崇。可见国语这个词在《国语文学史》内部呈现出能指和所指的分裂,具体表现于文学史中就是国家意识与人的文学趋向之间的矛盾。胡适也许没有注意到一个语词所带来这种分裂在文学史观念表达中的重要性,但是他看到了国语中国字所带来的局限。所以,胡适使用范围更广、不带有意识形态束缚的白话代替国语继续其文学史写作,使得《白话文学史》更好地融入了“五四”文学的大潮,符合时代的要求,也更好地体现了其文学史观。 简言之,胡适在其文学史写作中用白话替代国语这一举动,侧面反映了他试图化解《国语文学史》国语概念和个人观念之间的隐性冲突,而造成这一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胡适对于新文学的推崇。这种以新文学为中心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的写作——即使凌氏文学史在作品审美意蕴、文学史叙述模式等方面对胡适《国语文学史》有所补正,也不能掩盖其承续胡适文学史以新文学为中心的文学史叙述立场。两本国语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知识秩序之中,中国文学史写作者在经历了以摹仿为主的写作历程之后,试图将自己对于民族文学未来的想象寄托在文学史这一舶来的样式之中,这种想象也成为了对既有文学进行梳理、剪裁的重要标尺之一。甚至可以说,自1921年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诞生起,中国文学史开始了由最初对文学史料的历史编纂向自觉写作的转变。 国语文学史的退场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笔者认为,胡适当年苦心孤诣冠名于文学史著的国语二字在消退时还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清末民初,中国从天下的梦中醒来,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确立民族认同感成为当务之急。虽然一些学者反复言说试图证明“文学的‘美’的特性的见解都被强大的政治文学的潮流所淹没”。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所具有的传播特性和强大感染力注定了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政治潮流不可分割,在近代伊始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面前,文学有着不能拒绝的民族责任。晚清国家文学浓烈的国家民族意识确实在中国现代转型期间,担负起建立民族认同感的责任。国语概念在文学史叙述以及新文学建设中的消退意味着国家意识的弱化。简言之,国家文学的存在时间过短,以至于还未能深入民众,就很快被人的文学强调的个体意识浪潮所吞没。现代国家观念未真正实现,人的文学其实失去了现代基石。从这一角度看来,国语概念在国语文学史叙述中的隐退为时过早。 《白话文学史》的面世即宣告国语文学史的退场,但退场不是消失,事实上,国语文学史在此后的文学史书写中仍潜在地流淌着,而非完全淡出历史舞台。一方面,两本文学史仍在流通: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面向市场出版,商务印书馆“登起大广告”,叫高级中学生买来读,知名出版社加上大力宣传,想必有一定程度的持续影响力;胡适《国语文学史》讲义自1921年出现后,“学校里要教国语文学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来的讲义的还很多”,而且“似乎北大和师大都曾经油印过”,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版虽然只印了一千本,但是国语文学史课程的普及使得《国语文学史》很大程度上用于学校教育,在文界存在不小的潜在影响力和延续性。另一方面,《白话文学史》毕竟在《国语文学史》基础上修改而成,延续了《国语文学史》的基本思想、脉络。除了这两个显性的方面以外,《国语文学史》以其独特的方式隐性影响着之后的文学史写作。首先,用白话书写文学史成为当时大部分文学史著者的共识。自《国语文学史》开始,仅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就涌现出例如谭正璧著《中国文学史大纲》、赵景深著《中国文学小史》、胡怀琛著《中国文学史概要》、陈冠同著《中国文学史大纲》、贺凯著《中国文学史纲要》、胡云翼著《新著中国文学史》、胡行之著《中国文学史讲话》、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陈子展著《中国文学史讲话》等等一大批以白话作为其叙述语言的文学史著。1928年出版的周群玉著《白话文学史大纲》的白话并非指书中所选材料都是白话,而是专门指作者以白话文写作文学史,更证明了《国语文学史》开创的用白话书写文学史的方式得到认可。其次,中国文学语言由繁到简、由文言到白话的文学进化模式被许多后来的文学史著采用。例如:谭正璧著《中国文学进化史》不仅声明此部文学史“不叙‘载道’的古文”,而且强调“进化的文学是活文学,他是用当时的活文字来写成的”。此外,胡毓寰著《中国文学源流》、贺凯著《中国文学史纲要》、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等等文学史著将文学革命倡导的白话文学列为中国文学进化的终点,承续并发展了《国语文学史》开创的以白话文学的进化为脉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再次,出现了一些以底层平民的文学为叙述对象的文学史著。如:曹聚仁著《中国平民文学概论》专述“由平民智识阶级所创作,取材于乡间陋巷,渗透于全民众之内心”的文学;徐嘉瑞著《中古文学概论》因以叙述平民文学为主而被胡适称为“开先路的书”;胡行之著《中国文学史讲话》下卷专门述及中国民众文学。这些文学史著沿着《国语文学史》开创的道路,进一步确立了平民文学、民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总之,《国语文学史》的精神在这些文学史著中得到了显性或隐性的延续,这一延续提供了从语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史书写的可能性。 【点击阅读原文pdf版】1920年代国语文学史的发生与退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