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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逻各斯与神话的互补④ 英美批评界从语用学理论出发，认为并不存在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分，存在的不过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用法而已。因此，语言作为一个先在的同一性范畴，为建构不同言语(或语言的不同用法)之间的差异提供了合法性。即以同一性为前提，从质疑差异、否定差异的立场出发，其结果反而肯定并确证了差异。一旦从个别性概念“言语”而非集体性概念“语言”的视角看过去，差异就变得理所当然。瑞恰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在其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批评原理》中较早谈及这一问题。瑞恰兹认为，语言具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科学用法，一种是情感用法。语言的科学用法以确凿真理为旨归，以客观世界为指涉对象，“可以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称而运用表述”，强调指称性和确定性；语言的情感用法以情感态度为旨归，是“为了表述触发的指称所产生的感情的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虽然其中不排除指称性，但“在这些情况中指称是真是假根本无关紧要。它们的唯一功用在于引起和支持成为进一步反应的态度。”[11]语言的情感用法具有虚构性，重视溢出指称物之外的意义向度。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两种语言用法的真实性问题。科学语言之真，要求符合现实逻辑，得到事实的检验，拒绝指称的差异性，因为科学真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情感语言或文学语言之真，则意味着“可接受性”，是“内在必然性”或情理真确性在起作用。[12]与指向外部世界的明确清晰的科学用语相比，以情感为主导的文学用语具有虚构性、意向性、内指性的特征，会导致语言意义的含混不清。 法国当代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正是从“一词多义”现象切入对科学与诗歌之语言效力的思考。德国19世纪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将“言语力量”界定为“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这一界定将“语言”(有限工具)与“言语”(无限运用)关联起来，为利科提供了考察科学言语与诗歌言语之间能力相互转化作用的出发点。利科认为，符合“有限工具的无限运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语言游戏，一种是一词多义。语言游戏中结构规则的封闭性决定了它的无限只不过是列举的无限，而一词多义现象中的无限则是构成上的无限，基于支撑无限意义的词汇本身，具有开放性和生产性。词典是一词多义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场所，但只有在具体的言语之中，一词多义的效力才能得以实现。在一词多义现象中，语义的丰富性表现出双重效果：从积极方面来说，它以有限涵盖无限，具有简约经济的效力；从消极方面来说，它制造歧义，导致误解发生，给言语活动造成困难。面对歧义，利科提出， 在一系列可能的解决方案的一端，我们有科学语言，它可能定义为系统地寻求消除歧义性的言论策略。在另一端是诗歌语言，它从相反的选择出发，即保留歧义性以使语言能表达罕见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也就是非公众的经验。[13]这是两种对立的语言策略：科学语言致力于消除歧义，维护一词一义，从而维护专业术语系统的稳定性；诗的语言不是消除歧义，而是保护、利用甚至制造歧义，以隐喻思维为主导展开多重的意义网络。因此，一词一义的科学语言并不能“说明语言的所有力量”，[14]而诗歌语言才能最大程度上发挥语言的效力。在此，似乎可以列举二者之间一系列对立项：科学语言具有单义性、精确性、指称性，服务于信息传递；诗歌语言具有多义性、含混性、抒情性，服务于情感表达。 不过，发现二者的差异并非利科探讨一词多义现象的初衷。利科从诗歌的情感导向出发，重申诗歌作为一种诗性存在方式的价值，重申诗歌与真理之间的古老联系，从而揭示科学语言与诗歌语言之间对立互补的关系。科学语言以一种精确性和可证实性建构人与物质世界、现实世界的关联，诗歌语言以一种意义的丰富性和不可证实的真理性建构人之存在的意义空间。二者的对立互补才构成语言的完整效力，即逻各斯(logos)与神话(mythos)的协作。这与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对语言的本源性考察相沟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