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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神话学家约瑟芬·方廷罗斯(Joseph Fontenrose)在论述神话概念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了神话、谣言和故事的内在关联：“当一个故事与崇拜或仪式没有关联时，不论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来看，它都不是神话，而应该被称为传奇或民间故事。”(28)在神话学家威廉·巴斯克姆看来，神话、民间故事、传奇之间没有什么差异，都属于“散体叙述”(prose narrative)。“散体叙述本质是一种流传颇广且非常重要的口头艺术。”(29)这样看来，作为传统故事形态的神话就与史诗、民间传说、童话、传奇等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基于人类叙述、想象及其显性表述的潜意识世界的一致性，只是在族群集体叙述意识河流的某个阶段或意向上，表述的类型有所不同。 谣言和神话的共同之处在于深层意蕴和历史真实之间有某种关联。德国学者沃尔特·伯克特认为，“神话又是最为古老、流传最广的故事形式，它主要讲述遥远时代神明们的故事，其根基是口头传统”。(30)神话学家谢里曼、乌尔里克·维拉莫、欧文·罗德(Erwin Rohde)、爱德华多·迈耶(Eduardo Meyer)、卡尔·罗伯特(Carl Robert)等学者试图在神话与传说的底层探寻历史的真实性，其目的是确定神话的可信度、源头及其发展。如果神话叙述的一种原型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出现，那么这就意味着神话叙述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诸如部落的迁移、城市的冲突、朝代的更替等。(31) 诺伊鲍尔论述谣言时，阐述了谣言的神话思维逻辑： (谣言)还有“神话式”思维特殊、矛盾和模棱两可的逻辑，这种逻辑不断地抽取“神话”思想的逻辑解剖针。……我们不用指望牵扯到流言一纵即逝的言辞时这种神秘的大雾会散去。正相反，古典时代的谣言和听传现象正是具有这种双重的不明确性。谣言在古典时期留下的大部分痕迹都是保存在对神话、战争和历史这些根本问题的探讨中……同时，“神谕”又一再以虚构人物的形象出现，说明了谣言与听传的影响力，就好像谣言和听传自己会说话一样。(32) 谣言、历史和神话的双向关联中，施爱东研究员基于网络谣言的深入解剖，生动地论述了关联中的一种类型： 谣言在其所经之处，如同昆虫产卵一样，在更多受众的记忆中投下了谣言的虫卵，这些虫卵如同潜伏的病毒，会在下一个适合的气候下，再次孵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重现于世。反复发作的黑色谣言，经历了时间的漂白，它会慢慢沉淀为故事、掌故，成为疑案、野史，然后，由野史而渗入历史。(33) 谣言可以随着诠释不同而进入传说和历史，成为神话或历史。笔者认为，谣言、神话、历史还有第二种关联，主要表现为历史变成了故事传说。时过境迁，沧海桑田，传说在后来成为神话，解构历史。试以华佗的接受史为例加以说明：华佗外科手术的精湛技艺本有据可查，有史为证。但由于血缘、师徒间的人格化技艺传承观念局限和传播媒介不发达等原因，华佗在外科手术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随其身亡，技术断裂失传。《千金翼方》序云：“元化(华佗字)刳肠而湔胃……晋宋方技，既其无继，齐梁医术，曾何足云。”(34)逐渐地，过了不到l000年，人们开始对华佗事迹真实性也产生怀疑，要么不信，要么神化。《宋史》卷462《方技·庞安时传》质疑华佗医术的真实性：“有问以华佗之事者，曰：‘术若是，非人所能为也。其史之妄乎！’”名医庞安时也不相信这种手术出于人为。叶梦得《玉涧杂书》还专门从当时就颇为时兴的动手术伤元气的角度否定华佗手术医疗的理论基础。明末清初名医喻昌也不相信华佗事迹，他认为这是撰史者的虚妄，华佗的事迹遂成为民间传闻。华佗采药行踪至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广大地区，方圆达数百平方公里都有华佗的传说故事。明孙一奎《医旨绪余》卷上把华佗本人神话化：“世传华佗神目，置人裸形于日中，洞见其脏腑，是以象图，俾后人准之，为论治规范。”(35)华佗能“刳肠剖臆，刮骨续筋”是因为华佗“造诣自当有神”或有“神目”。华佗这个实际的历史人物被涂抹上神话色彩。斯特莱森曾说：“历史可以是一种谣言”，“神话的某个方面可以变成当下的谣言”。(36)即便医学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其理解和接受从来也不能摆脱“神农家”本草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拘牵，何况“历史”、“神话”、“传说”、“谣言”这些语词意义的建构生产。 从文学人类学的功能角度看：不同民族的叙事文类采用包括神话、史诗、圣史、传奇、民间传说、骑士故事、寓言、忏悔文、编年史、讽喻诗、小说、谣言、流言等很多种，每个体裁都有很多子体裁(sub－genres)：口头与书面、诗体与散文体、历史题材与虚构。但是，无论风格、语气或情节的差异有多么大，每个故事的叙述都有一个共同的疗救功能。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与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已经证实：巫师与圣人最初的一个职责就是讲神话等象征性故事，用象征符号解决无法用经验解决的矛盾。(3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