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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构主义历史观(以及新历史主义观)格外适用于对或然历史小说进行辩护，因为相关理论不但将历史复数化，使得偏离正轨的其他历史版本拥有了一定的合法地位，而且强化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联系，使得这一史学理念在小说创作中的应用变得顺理成章。(1)就历史的复数化而言，在后结构主义看来，任何文本都无法指涉外部事实，只能指涉其他的文本，(15)历史亦不例外。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历史不再是文本赖以依托的稳定背景和语境，历史本身即是文本，是讲述关于过去的故事，并利用别的文本作为互文。(16)而所谓“统一和谐的文化”，不过是强加到历史头上的一个神话，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所做的宣传。于是，原本单一的历史(History)被拆解成了许多断断续续、彼此矛盾的历史(histories)，这就等于为或然历史小说的“另辟蹊径”赋予了理论上的合法性。(2)就历史和文学的联系而言，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学家并不是冷静、沉着地看待事实，而是通过特定的叙事体裁和文学修辞来展现事实，以此创造意义；孟特罗斯(Louis Montrose)在提出“历史的文本性”时也认定：“没有任何知识可以存在于叙事、书写和话语的国度之外”，(17)意即作为文本的历史有着与生俱来的文学叙事属性。以上观念“拆除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传统藩篱，瓦解了历史话语的客观性基础”。(18)也就是说，历史文本不该有一个预设的框架，而应当充分发挥其自身的叙事潜能，进行自我颠覆与解构，或然历史小说便是这种叙事潜能在文学创作上的极端展现。 与之呼应的是，在整个70-80年代，史学界曾出现大量的历史修正主义做法。(19)在史学界之外，王尔德的名言“我们对历史拥有的唯一责任就是重写历史”(20)更是被许多批评家和艺术家奉为箴言，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加入到再造历史的过程中，从而丰富了人类对世界的了解和对社会的批判，因为“一切创造性话语都蕴藏着乌托邦的可能性——新的世界、新的修辞、新的阐释、新的身处世界的方式。只要能扩大沟通、开启可能性、创造看待世界和身处世界的新方式，都是潜在的颠覆力量，能够挑战权威的合法性”。(21)在这其中，小说创作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不必受太多的学科规训和形式制约，得以比修正历史更为自由和激进，再加上不断涌现的新科技、新发明所提供的灵感，大大拓展了艺术想象的空间，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作家索性将已知历史的轨道偏转开来，演绎出一段新的历史，这也部分解释了70-80年代的或然历史小说创作何以如此兴盛。 当然，或然历史(小说)的意义所在(即认可偶然因素、推崇个体意识)也恰恰是其易受抨击之处——或然历史观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一种反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在或然历史中，却往往是个人行为或偶然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这使后者相形之下显得随意而散漫。然而，两者之间亦有共通之处，即都是“对事件的重述，为的是揭示那些否则一直隐藏在传统历史版本中的内容”。(22)现代叙事学认为，但凡对社会进行批评性的阐释，首要工作就是通过为事件提供另外的历史解释，展现当下世界会变得如何不同，即挖掘那些“不曾实现的过去之未来”。(23)由是观之，马克思摒弃了聚焦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传统撰史方式，将起先并不起眼的群体(受剥削的工人)或事件(劳资关系、阶级斗争)发掘出来，使之成为占据核心地位的历史动因，由此导致历史排序被颠倒，原本在历史中失音的被压迫者成了历史的主体，一系列新的事实浮出水面，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力量。或然历史小说则常常通过象征性的语境表达那些边缘个体的声音，展示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或然历史一样，都是激进的话语方式——它们拨开了神秘化的意识形态迷雾，直接挑战统治阶级的威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