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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鲁迅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时制定的“审核小说之标准”，在鲁迅蜕变为新小说作家的过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至于后来鲁迅被小说股聘任为审核员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所作的审读报告，作为一个历史进化中之不可或缺的链条，同样参与了鲁迅蜕变为现代小说作家的过程。这不仅促成了鲁迅对新小说现代思想的赋予，而且还促成了他对新小说的想象性建构。 鲁迅作为小说股的主任，其工作职责所在，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审查中国小说上，还要审查那些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及理论。如此一来，鲁迅就把“内外国”小说都纳入到一个公共平台上进行审查，其所使用的审查标准自然也是一以贯之的。这种打通“内外国”小说之间的壁垒的做法，自然就规避了过去那种排斥外国小说的成见，从而使得小说审查者具有了世界小说的意识，这为他在创作小说时赋予小说以世界性的品格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迅作为晚清时期便开始翻译外国小说的翻译者，对外国小说及其翻译的内在规律是有着切身的体会的。鲁迅和其弟周作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尽管并没有获得他们所想象的那种成功，但从他们自身对文学特别是对域外小说的翻译的认识来说，其所接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鲁迅正是从翻译《域外小说集》出发，获得了汲取域外小说之精华来建构中国新小说的切身体验，他由此意识到，翻译西方小说不仅要注重选择那些与中国国情有所关涉的小说，而且还要采取“拿来主义”的翻译方略，唯此，翻译出来的西方小说才会获得中国读者的认可和推崇，才会对中国小说的营构起到应有的作用。也许正是基于这一考量，鲁迅虽然辞去了小说股主任一职，但是，基于他对外国小说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还是成了周瘦鹃所译外国小说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审核者。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由中华书局于1917年3月出版。同月，鲁迅向蔡元培介绍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职，获得了蔡元培的同意。4月1日，周作人从浙江到北京。对此，鲁迅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17]到了5月13日，鲁迅在日记中又记下了这样的话：“上午得二弟妇并三弟信，九日发，又《或外小说集》十册。”[18]该审读报告尽管于11月30日刊登于《教育公报》上，但教育部的“褒状”所署颁奖日期却为1917年9月24日。该“褒状”这样写道：“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应给予乙种褒状，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以资鼓励。此状 右给周瘦鹃收执 通俗教育研究会会长袁希涛（签章）”[19]。这说明，鲁迅审读该小说的时间区间在3月到9月之间，最大的可能是在4月到8月之间。 这一时间节点，看似平淡，但如果把这一时间节点放在鲁迅创造现代小说的前夕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刊发的《狂人日记》恰是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孕育期和成型期。也就是说，这个时期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出任小说股审核者等一系列活动，对其孕育《狂人日记》不可能不产生显性或隐性的影响。鲁迅审读《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一是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时期制定的《审核小说之标准》，真正地开始了与审核对象的对接，由此更加清晰地印证了鲁迅对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评判时所操持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对即将出世的《狂人日记》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二是与鲁迅合作翻译过《域外小说集》的周作人，已经到达北京，因而周氏兄弟合作审读了这部翻译小说，并合拟了这份审读报告，这对《狂人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兄弟关系不能不产生某些影响；三是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依然作为一种在场因素，对他们撰写的审读报告产生着潜在影响，尤其是对他们的小说观产生某些深刻影响。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反响寥寥，周瘦鹃翻译的外国小说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上中下三卷却受到读者的欢迎，两相对比，不能不对鲁迅即将创作的《狂人日记》起到某种制导作用。可以说，这三大因素综合构成了鲁迅孕育和创作现代小说《狂人日记》的直接语境。 那么，鲁迅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是如何评价的呢？我们不妨对1917年11月30日《教育公报》上刊出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加以解读。该报告属于鲁迅和周作人合拟，至于是谁草拟，谁来定稿，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佐证。但是，不管是谁来起草，这一报告体现了鲁迅的意志和思想是无可置疑的。该报告这样写道：《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惟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优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绍介；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20]。鲁迅的这份审读报告，既是对周瘦鹃翻译作品的审读意见，也是鲁迅自我文学思想和趣味的外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审读报告对其翻译过来的小说的国别进行了大体的介绍，特别对其所翻译过来的是五个国家的小说特别肯定，认为这在中国“皆属创见”，这便肯定了其开拓性的价值，而这样的开拓之作“亦多佳作”。这说明了鲁迅特别看重欧美弱小国家的短篇小说。鲁迅于1933年谈及自己最初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就说过：“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21]因此，鲁迅对周瘦鹃翻译弱小国家的短篇小说这一举动给予了特别的认同和推崇；相对而言，对英国小说的认同和推崇就远不如前者了。其次，鲁迅对“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的做法给予了大力的肯定，甚至由此提升到“足为近来译事之光”的高度予以推崇。其实，就翻译而言，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的确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情况，尤其是“小像”这样的图片，对读者感性地“认识”作者具有积极的作用，二者正可谓“相得益彰”。鲁迅在作出这一价值判断的背后，隐含的正是他对装帧图画设计等形式的特别看重。我们知道，鲁迅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外，对图书的装帧图画设计也非常看重。为此，他经常亲自设计图书的封面，努力追求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鲁迅亲自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设计了封面；他还为许钦文编选的短篇小说集设计了封面，用了一幅《大红袍》的图。许钦文在《鲁迅和陶元庆》中写道：鲁迅看到了《大红袍》，认为“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于是便建议“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22]；鲁迅对陶元庆设计的《彷徨》封面非常欣赏，便在1926年10月给陶元庆的信中写道：“《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23]所有这些都说明，鲁迅所拥有的身份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频出这一现象，恰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频出现象一样：标志着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4]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前后次序颠倒过来，也可以说是频出的巨人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而他们则成为人的诸多方面素养都得到全面健康发展的典范。鲁迅正是基于这一品格，将《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小说这一主体之外“附小像略传”的设计看作“近来译事之光”。显然，如果我们把这种看法放在中国小说历史长河中、尤其是结合蔡元培提出的“美育”教育思想加以审视的话，此种“新做派”的确像他即将面世的《狂人日记》一样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鲁迅在充分肯定《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同时，还对其体例未能统一和命题造语略有微词。如果说指出体例未能统一这样的问题还略显中立的价值判断的话，那么，对“命题造语”问题的批评便深刻地反映了鲁迅的小说翻译观。鲁迅认为“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国未尝有此，未免不诚”。这表现了鲁迅在翻译中更注重“硬译”。鲁迅的翻译，努力保持着原作的口吻和精神，即“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25]但是，依据这样的原则翻译出来的小说，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如周氏兄弟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竟然到了没有几个读者购买的地步。相反，一些不注重“硬译”的翻译，像林译小说恰是通过意译乃至改译，得以赢得中国读者的欢迎。与此类似的是，被鲁迅视为“未免不诚”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反而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这恰恰说明，鲁迅在翻译的“理想国”中坚守的“硬译”原则，从理论上说是切实可行的，从实践上说也是可行的，但就其特定时空下的特定读者来说，在“硬译”的同时如果不重视“意译”，其“诚”倒是做到了，但由“诚”而来的翻译则成为没有几个读者能读懂的“天书”（林语堂语）。如此说来，那翻译者努力得来的“诚”又有多少意义呢？ 从理论上说，“诚”既然有其二重性，那么，鲁迅在审读时推崇的“诚”到底有没有值得肯定的方面呢？显然，这便涉及到鲁迅对“诚”带有偏执性的追求了。就翻译作品而言，对“诚”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对“诚”的执着追求对于鲁迅孕育和创作《狂人日记》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原则”。鲁迅的文化视阈下的“诚”，并不是一个“如何变通”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到国民性格的大问题。鲁迅早在1907年论及国民性时便这样说过：“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26]与对“诚和爱”的推崇相对应的是，鲁迅把“瞒和骗”看作国民性的弱点：“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27]这一正反对比，说明了鲁迅是把“诚”上升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两个东西之一的高度来看待的。也惟其如此，鲁迅才会在评判翻译时特别凸显“诚”的原则；惟其如此，鲁迅才会在孕育和创作《狂人日记》时规避了文艺上“瞒和骗”[28]这一老路上的陷阱，创作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开启了“新小说”的崭新范式。 鲁迅对《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存在的其他“小失”虽然也有所提及，但总体上来说，在他的审读报告中依然肯定了这部翻译小说之于“当此”这一时间节点上的意义：“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显然，鲁迅对长期以来的文学界之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这种现状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观。在鲁迅看来，文学界流行的以言情为主的通俗小说是一些一味地凸显“哀情”“惨情”的“淫佚文字”。在此情况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作为“更纯洁之作”便犹如“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弥显珍贵。鲁迅在此发出的议论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对文学界流行的文学作品极为不满，这便意味着，如果鲁迅要着手进行小说创作的话，自然不会随波逐流，而会另辟蹊径，创作出完全迥异于既有的通俗小说之品格的“更纯洁之作”；二是表明对“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的文学境界的神往之心。如果鲁迅要着手进行小说创作的话，便会自觉地追求小说应达到昏夜里的微光、鸡群里的鸣鹤之境界，以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姿势，成为中国社会里几千年的“昏夜”里照亮人们心灵世界的第一缕微光。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当鲁迅在嗣后创作《狂人日记》时，便把“昏夜”意象纳入到了作品之中，诸如“全是发昏”、“全没有月光”、“半夜”、“胡涂”、“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太阳也不出”、“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等等，都为我们营构了“昏夜”的意境。而作为“人之子”的狂人在觉醒后发出的第一声“呐喊”——“救救孩子”[29]，则犹如洞穿这漫漫黑夜的一缕“微光”，照亮了这千年以来的“昏夜”，新世纪的曙光由此开始降临了。 总的来看，当我们把通俗教育研究会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上加以审视时，便会发现，《新青年》并非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的唯一源头，通俗教育研究会同样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新青年》以其显性的形式，通过文学革命等口号，用鲜明的话语，把文学革命的诉求提了出来，并借助北京大学这一公共领域，迅疾地使文学革命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运动；而通俗教育研究会则以隐形的形式，把小说创作和翻译纳入到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诉求之中，用相对温和的话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体制上的保障。鲁迅正是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如何创作中国“新小说”有了现实的调研和理论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现代小说的意识。因此，当时间的脚步迈进到1918年4月时，怀抱着创造中国之“更纯洁之作”这一豪迈激情的鲁迅，在S会馆里创作出了别离“哀情”和“惨情”，饱含着“诚和爱”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并刊发于《新青年》，这意味着通俗教育研究会和《新青年》这两大阵营得到了贯通，中国现代小说也因此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