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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评与研究的颉颃 亚里士多德是理论家，圣伯夫则是批评家；世存文学批评，亦有文学研究。同文学一样，不管是批评还是研究，假如从业者既不是为自己而写，也不是为读者而写，只是为讨好权贵或某种意识形态而写，那它产生以后便已失去生命，至少是短命的。批评与研究关系密切，前者的一些功能，也得到后者的关注。二者探讨同一对象，却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其共有的功能上，两种形式体现出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例如“导向功能”、“甄选功能”、“推介功能”，以及有助于反思和交流的“启发功能”。然而，批评对文学生产者的“告诫功能”，却是注重史料的文学研究所不具备的；它所分析的作家，多半已经离世。文学研究也没有漫笔或随笔性批评时常具有的“消闲功能”。研究论文之严谨文字与批评家的随笔风格之间隔着一条鸿沟，只有不多的一些人能够跨越这条鸿沟。 尽管许多批评家同时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批评和研究还是有着诸多区别，至少总体上如此。首先从媒介和机制上说，文学研究基本上与大学和学术出版社发生关系，批评则与报纸、刊物、广播、电视或互联网的随笔和文化栏目编辑部打交道。也就是说，二者的区别首先体现在出版媒介上，体现在其发挥作用的场所。这种现象在中国不很明显。其次是专业化程度：研究者一般接受过写论文的科班教育，专业化程度较高。批评家多半也有科班背景，但其批评作业没有或很少受过专门训练。接着是论者与其考察对象的时间距离：文学研究与其论述对象之间的时间距离较长，它不像批评那样承受着紧迫感和时效性的压力。不过，这一距离在晚近几十年中逐渐缩短，一些研究者也探讨当下文学。就总体而言，亦由于事物的规定性，探讨当代中国文学的人，多半从事文学批评。最后还需说到读者：研究者主要是为研究者而写作的，批评则有着更大的读者群。不少读者对文学感兴趣，却不谙研究理路，因而较能接受批评的文风。一篇可能只需三天就能写成的批评文字，往往通俗易懂；而一篇像样的论文，可能需要三个月。 不同读者有其语言习惯，这会见之于不同的语言、描述和表达形式。批评主要采用记叙文体，尤其是书评、作家肖像、采访和随笔，这些文本无须顾及论著形式或格式。这里涉及语言规范和语言行为的角色。批评与研究的写作规范，亦可视之为角色规范。研究者和批评家都是作者，但以不同的角色从事写作。区分文学、批评和研究，也是在区分作者的角色。谁从事写作并发表作品，谁就在扮演一个角色，并知道他人有着特定期待。同一个人有时可以作为研究者、有时作为批评家、有时作为诗人或小说家从事写作，这种角色交替并不鲜见。一些研究者间或也从事批评或文学创作，这并不等于他的写作活动界线的消失，界线是由不同角色及其相应对象给定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究，还会发现批评与研究之间的其他一些区别，比如批评要比研究的评价空间大得多。批评时常凭直觉或艺术感觉，传播感受胜于传授知识，生动但随意性较强。于是，我们常能看到妙笔生花，但也常见不着调的评说。尽管评价与科学的对立，即所谓不科学的批评或不批评的科学，早就被证明为靠不住的观点，探讨文学时尤其如此；但是批评显然比研究更喜于评价。另外，批评与研究的主要功能也是不同的。批评家在“值得阅读”与“不值得推荐”之间进行选择，研究者同样也在是否值得阅读和流传之间挑拣，可是这种区分形式在研究者那里是次要的。 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实际区别，也使二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张的关系，这种对立并不亚于时常见之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敌意和伤人之言。查考研究与批评的相互看法，便会发现一些相当稳固的成见：对于研究者来说，文学批评通常是仓促的、肤浅的、主观的；简言之，文学批评是不科学的。而对批评家来说，反应迟钝的文学研究过于学术，不通世情和现状，远离大众和公共领域，缺乏社会影响。除此以外，文学研究的语言过于抽象、艰涩。两种机制长期处于复杂的竞争或曰名誉之争中，带着文人相轻中的睥睨和无法说出口的嫉妒。 无论人们如何期望研究与批评的互动，或把二者看作文学生活中的分工形式，二者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纵然存在多种叠合之处，它们各有自己的任务、规则、习惯和活动空间。勾勒二者不可逆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相互接近和互惠的可能性。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依托于尽可能广博的文学史和方法论知识，也就是系统知识。尽管批评是不依附于研究的独立机制，但是文学研究成果会有助于文学批评的思考。只有充分认识语言艺术的发展和特性，才能更好地判断和评论一种思潮或一部作品。当然，批评也可以为研究服务，例如通过挑选和评价新的出版物，或对文学发展的早期预测来启发研究。另外，那些对文学研究感兴趣、而对其术语和理路所知无几的读者，也可能借助精到的批评来获得相关知识。在此，我们能够看到文学生活中的某些运作机制的空间和张力。换言之，理论的空间和张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生活本身。 注释： ①方维规：《“文学作为社会幻想的试验场”——另一个德国的“接受理论”》，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②梵·第根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总体文学”的主张，另可参见其在《比较文学》(Paul Van Tieghem,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Armand Colin, 1931)中的相关论点。韦勒克和沃伦的比较文学经典之作《文学理论》，探讨跨国理论和方法，依然堪称“总体文学”的代表作，具体可参见该书第五章“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9页)。 ③参见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页。 ④Jonathan Culler, The Literary in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 pp. 36-37. ⑤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Gesammelte Werke, Bd. 5, Aus den Briefen die neueste Literatur betreffend, Siebendfünfzigster Brief, Leipzig: G. J.  schen, 1841.⑥参见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