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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适大大简化了他那个时代中国的语言地图，仿佛偌大的中国只有“文言”和“白话”。1921年，周铭三在《国语的意义和势力》一文中为清末以来的中国勾勒了一幅虽不完整但已能充分说明“言语林立”的语言分布图：“中国全领土内的言语多极了。除汉族的言语、西藏的言语、蒙古的言语、回族的言语以外，有少数满族的言语、苗族瑶族的言语，再有上海话、广东话也很有势力的。吾国各处，个人交际，因为方言不能相通，常有拿他国语言发表意见的，好像在沪宁铁道一带有用英语谈话的，云南铁道一带，常有用法语谈话的，南满铁道跟山东铁道一带，常有用日语谈话的，北满洲跟新疆一部分，常有用俄罗斯语谈话的。又有一种很奇怪的话，叫洋泾浜话,是英国和国语混合的。吾国领土内的言语既是这样多，有时还要借重外国言语做谈话的工具；实在是一种很不好的很羞耻的现象，所以应当提倡国语来统一各种言语的。” 这还只是就“言语”而言。就书面语而言，与“白话”共存的也不只是“文言”（文言也分不同层次），还包括那些非文非白的文体（文话、报馆体、新体等）、各地方言的书面语（如粤白、苏白）、边疆地区多种非汉语语言的书面语及清末以来各地创制的各类拼音文字，再就是列强在其“租界”和势力范围推行的各种外语，等等，当然还有中国的世界语者推行的“世界语”。周铭三之所以对这种“言语林立”状态感到“很羞耻”，是因为这种言语分裂景象使中国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在他看来，“国语统一”与其说是为了“普及教育”（拼音化或方言化也能达到“普及教育”），不如说是为了国家统一。既然“白话”的竞争者不只是文言，那文学革命的真正目标就不只是“废除文言”，而是“独尊白话”，从而实现“国语统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