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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本之处在于，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他或她会知道哪些，那么，神学的全知就不是一个有助于我们思考作者或文学叙事的模式。相反，可以说，类比的力量反过来也起作用：小说家的例子——创造他或她的世界，并将许多似乎自主如我们、有着奇妙旅程的人物置身其间——有助于我们想象世间可能存在造物主、神、有感知能力的生物，他们于我们，就如小说家于自己作为“神”在文本世界里所创造的众多人物一样，了无踪影。当然，神学家可以依据作者与上帝之间的类比来帮助阐释上帝。例如，“‘上帝之识是万事之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之思能创造万物，就如同莎士比亚之思能创造哈姆雷特一样”⑥。 梅尔·斯坦伯格是竭诚支持全知叙述概念并对它予以明确解释和辩护的少数批评家之一。在《小说中的阐述模式与时间秩序》一书中，他强调，作者或隐含的作者当然是全知：“在他自己创造的微缩世界之内，作者是恒定的、神圣的全知；事实上，常用短语‘全知作者’具有自我暗示的属性，该词中的修饰定语在逻辑上纯属冗余。”⑦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表述也很通俗，但事实上，人们很难弄懂它的意旨。作者仅仅知道小说中既定规约的事实吗？或者说即使从未被提及，他或她也肯定知道小说中每位人物眼睛的颜色吗？似乎，全知应该包括这一切：巨量的、超过所要表达的知识储备。作者知道所有配角的全部历史吗？某些作者能告诉你比小说中记载的多得多的角色信息，并以此闻名，但这属于作者全知的范畴吗？简·奥斯汀向她的侄子明白无误地吐露说，“伍德豪斯先生幸运地活到了能够见证他女儿的婚礼，随后又成功地挽留爱玛和奈特利先生在家居住了两年，而没有去往唐维尔定居”⑧，然而，我们会拿这个来理解《爱玛》吗？比起全知所指向的特定认知，它更像是附属的插曲轶事。如果小说以“结婚后她过着幸福的生活”结尾，难道我们要主张小说家非得知道女主人公婚后孩子们的生活吗，她连孩子都不一定会有呢。全知的上帝大概会知道爱玛·伍德豪斯和奈特利先生是否有孩子、他们和孩子们过得怎么样，然而就此而言，对于书中未提及的人物的生活方面，小说家不可谓全知。 事实上，所谓小说家的全知可能是指，没有其他人比小说家对于小说世界知道得更多(如果你想到狂热的简·奥斯汀迷们，这个命题颇有争议)，它尤其特指，小说家选取反映小说世界真实的一切，都将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但是“全知”不可能是“没其他人知道得比这更多”的美丽点缀，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会成为真实的决定权是语言传统表现力的产物，或者说，至多只是万能，而非全知。当小说家写道，奈特利先生来吃晚餐，她不可能错，但那是创造的权力，是不容置疑的约定的权力，与认知无关。小说家可以简单地宣称这个世界上什么将成为事实，而把这称之为“全知”则是极大的误导。 斯坦伯格认为，全知作者可以赋予或者不赋予叙述者全知的能力。⑨全知叙述者种类各异，不在于他们自身的认知范围大小，而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将自己无限的认知与读者分享。⑩例如，斯坦伯格区分了特罗洛普式“知无不言的叙述者”——毫不保留任何重要信息，与菲尔丁式“蓄意隐蔽的叙述者”——他保留信息，并声称他之所以保留，是为了引发悬念和制造惊奇。斯坦伯格更进一步提出，关于有限认知叙述者的描述，混淆了叙述者意图所讲与叙述者倾诉所知的两种情况。这是与他最初提出的原初全知的设想完全一致的极具原创性的主张。他反对他称之为假设命题的观点，即：当叙述者“未能传递某种信息，必定是他对此一无所知”(11)。他写道，部分全知(partial omniscience)的主张，“未能考虑到，全知作为超人类的特权优势，在逻辑上不是量的，而是质的、不可分的属性；如果一个叙述者被作者设定为能真实地展示自己可以洞察其角色人物的思想，并报告其所有秘密活动——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我们无人能及——那么，他因此也就切实具备了同样来洞察其他人的能力”(12)。这是一种激进的主张：报告角色人物思想的作者或叙述者，必须明确地被视为知道其他人的思想。你不能拥有选择性的全知，只能进行选择性的传达所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