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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伎 官伎是汉代各郡、县所拥有的专门从事歌舞和其他艺术表演的人员。汉开国皇帝刘邦在高祖十二年归乡时，大宴父老子弟，且在沛中挑选儿童120人，教之唱自作的《大风歌》。到惠帝继位，“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⑦这120人虽为守高祖庙而设，所演奏的也主要是祭祀乐歌，但却归地方管辖，可视为见诸文献的汉代最早的官伎。 各侯国也有固定的官伎，为诸侯王所有。《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载，东汉梁节王刘畅曾上疏汉章帝，希望将赏赐的“诸工技、鼓吹、仓头、奴婢、兵弩、厩马皆上还本署”⑧。这里的“鼓吹”等人员即为官伎。 同时，各郡县也有相对独立的从事乐舞的表演人员。宣帝时，益州刺史王襄曾令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等诗，从地方挑选一批人按照周代雅乐《鹿鸣》之声来歌唱，后来做了汜乡侯的何武当时还是儿童，也被选中。⑨只不过郡县中的官伎并非终身的，可以随时选择别的职业，流动性也非常大，这些人有些流入民间而成了私伎，或进入富贵之家成为家伎，有些甚至有机会进入宫廷成为宫伎。 3.家伎 自春秋战国以降，由于上层统治集团礼崩乐坏，民间俗乐盛行，很多士大夫和富商巨贾开始大量蓄养艺伎。于是，家伎遂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在社会上大量出现。至汉代，蓄养家伎之风更是盛行，上自皇亲国戚、三公九卿，下到地方豪绅，多数家中皆有艺伎。这些人不同于宫伎或官伎，家伎中的很多女性甚至会丧失人身自由，她们的一切包括身体都由主人所控制。这些艺伎完全为达官贵人们提供私人享乐，同时也是他们炫耀富贵与权势的资源。东汉时马援之子马防兄弟十分显贵，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大起第观，家中集聚一大批歌舞艺人，所奏之乐曲可与王朝郊庙之乐相比。⑩桓帝时，梁冀当权，整天游于园林之中，“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11)《盐铁论·散不足》篇批评当时奢侈之风时说：“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12)正因为拥有艺伎可以显示身份的尊卑，而俗乐又在汉代大盛，为了满足个人的声色需要和炫耀身份，经常发生显贵们相互争夺女乐的事件。权贵富豪大量养伎，虽助长了社会奢华之风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大大推动了俗乐的发展。养伎之风盛行，使得一些专门以歌舞为业的艺伎们在能够保障基本生活的同时，有了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为了生存，必须有竞争，使得艺伎们在歌舞水平上大大提高。 4.私伎 汉代已有乐户制度，列为乐户之家也称为倡家。那些既没有进入宫廷和官府，也未被富贵之家蓄养的倡伎，只能自谋生路，沦为私伎。这些私伎或散布于民间，或聚居于京城，从事百戏表演、乐器演奏或乐歌演唱。但一些女性则同时出卖色相，性质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妓女。汉代长安的章台街是当时京城妓院集中之处，因而后人以“章台”代指妓院等场所。《汉书·张敞传》载：“时罢朝会，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13)颜师古注谓其不欲人见，故以扇自障面。后代遂以“章台走马”代指出入色情场所，而《汉书》也因此讥刺张敞“无威仪”。 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汉代还有军营之中的倡伎即“营妓”。《越绝书》载：“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14)勾践用寡妇劳军，此为营妓之滥觞。《康熙字典》“妓”条引《汉武外史》说：“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王书奴在《中国娼妓史》中说：“营妓始于汉，推测‘营妓’制度包括有两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汉代军营有新声，在军营设女乐，以女乐来激发将士斗志。二、军营里面有军市，其组织大约似齐宫中的‘女市女闾’，军市中的女子为妓女，供军士性欲得以发泄。营妓是由犯罪人的妻子和官奴婢来充当。”(15)勾践是否曾经用寡妇劳军，史无旁证；即便果有其事，这些寡妇也不同于后世的妓女。汉武帝设营妓之说有可疑之处：如果说汉代所设营妓是为了“待军士之无妻室者”，那么那些已有妻室却又不能带妻室出征的士兵又当如何呢?所以只会造成军中的矛盾，打击士气，而起不到激励士气的作用。所以，汉代是否设有营妓值得商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