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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令试诗与蒙学诗法的勃兴 作为朝廷功令，科举试诗对诸生的诗歌写作乃至官学、书院、家塾的教育必将产生巨大影响。试帖诗写作既然成为举子必修的课程、必须研练的才能，就势必会消除明代以来世俗对作诗妨害举业的顾忌，(32)激励广大士人热心学诗、写诗，(33)从而普遍提升诗学修养和写作能力，最终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需要考究的倒是试帖诗学自身如何以功令试诗为契机在教学实践中完成其理论总结和建构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因鄙视科举应试类写作而一概将它们排除在学术视野之外，很少注意到八股文和试帖诗对传统文学教育的影响。今天我们面对上文列举的众多试帖文献，不能不思考试帖诗与一般诗歌写作的关系。 阅读当时的文献，首先给我的印象是，虽同为应试文体，制义和试帖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对八股文往往抱着无奈甚至于仇视的态度，而对试帖诗却青眼有加，不敢稍为轻忽。清人估量本朝的诗歌创作，绝不敢凌越古人，但于试帖诗却每自信有出蓝之胜。除唐芸芸论文所举翁方纲之说外，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自序也肯定：“唐诗各体俱高越前古，惟五言八韵试帖之作不若我朝为大盛，法律之细，裁对之工，意境日辟而日新，锤炼愈精而愈密，虚神实义，诠发入微，洵古今之极则也。”(34)这种盛况又一概被归结于功令试诗，如刘鸿翱《缪主政薇初试帖序》所说：“事苟为一代风尚之所在，必有穷工极能，精前人所不能精者，以信今而传后。众人忽焉，达者知之，如今之试帖是已。……古文莫盛于汉，赋莫盛于楚，字莫盛于晋，诗莫盛于唐，制义莫盛于明。而诗之试帖，唐以之取士，历宋元明千余年，莫盛于我朝。”(35)正是出于对本朝试帖诗的肯定，试帖诗的编集和刊行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它反过来又更加刺激和促进了试帖诗的写作和研究。这就是张拜赓序《汇纂诗法度针》所说的：“岁丁丑会试届期，圣谕于二场改试唐律八韵，又先后允廷臣议，自乡闱及郡县举试以诗，用以侦淳风而厉实学也。……夫风行自上而应之，诗由是兴焉。”(36)各方面的文献史料都提醒我们，功令试诗已使试帖诗学成为清代诗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考察清代的试帖诗，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各种类型的选本之多。余集《试律偶钞序》曾提到：“我朝自乾隆己卯奉诏于乡会两试各试八韵诗一首，至今垂四十年。承学之士莫不从事声律，馆阁诸公又首先赓唱，近日选家总集无虑数百十种。”(37)这类书籍因不入收藏家之眼，除纪昀编《庚辰集》这最著名的选本及王芑孙编《九家试帖》、张熙宇编《七家试帖》等翻刻不绝的名选外，多数已失传，只能由清人别集中保存的序跋窥豹一斑。桑调元初掌教中州书院时，曾选有《大梁试帖》；乾隆二十二年再度莅任，值功令初改，又编刻《大梁试帖新选》，自序提到：“顷复入中州主旧席，适皇朝兼以诗取士，诸生益加镞砺，斌斌然有和声鸣盛之概。旧从唐人常格，限以六韵……功令定限八韵，足舒群彦才藻，视唐常格有加焉。”(38)由此可见，书院原本是有试帖诗课程的，用五言六韵的格式。这是因为，乡会试虽不试诗，但中书考试及翰林馆课却要作诗，于是书院教学也相应地设有试帖之课。不过这与功令试诗对广大士子的影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功令试诗首先改变了他们学诗的体裁，由六韵增为八韵；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试帖诗的研习由此变得普遍化、日常化，凡有志于科举之士都必须研练这种诗体的写作才能。为此，适应各种类型、各阶层作者研习需要的试帖诗选便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了。桑调元后来主教泺源书院时，又编有《泺源书院试帖》。这并不是偶然的例子。 有了创作研习的需求，相应的理论指导和对写作经验加以总结的书籍便自然有人编纂了。乾隆二十四年浦起龙撰《诗学指南序》，还遗憾“我国家中和化洽，自上而下，奉诏自今取士兼用诗，一时选帖四起，然未有以条别宜忌为世正告者”，(39)曾几何时，一批诗法、诗话就迅速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除前举试帖诗选本所附录的诗法、诗话文献外，有几种清代中叶流行的诗法可信都与功令试诗有关。比如诸生蔡钧所辑《诗法指南》六卷，乾隆二十三年由匠门书屋刊行。前有是年四月任应烈序，称“今天子春秋试士，诏二场耑用经义及诗，一时诗学之兴，遂与制义、对策同为举子要业”，又提到“戊寅春适丁子崑以蔡子易园所编《诗法指南》示余，并邀余一言以行世”，(40)可知其书成于乾隆二十二年。书前开列参校者姓氏多达96人，足见该书的编纂在当时何等引人注目!(41)现在看来，功令初下几年内刊行的类似汇辑诗话，如李畯《诗法橐说》、顾龙振《诗学指南》、朱琰《学诗津逮》等，相信都是同一背景下的产物。顾书前七卷汇辑前人旧著，只有卷八为自撰，专论应制诗式、应试诗，择唐人应制、应试佳作一一评讲，揭其体制、意匠以示初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试帖专门诗法的缺乏。当时尚未中举的海盐诸生朱琰，“取古今诗话之可为法者八种，汇而刊之，以疏壅导滞，题曰《学诗津逮》”，(42)也是针对科举试诗而编，此书由桐乡沈氏香雪书舍刊刻行世已是乾隆二十五年的事。后屡有增刻，到乾隆二十九年芸经堂所刊之本，收书已达15种，改名为《诗触》，想来销路很好。 在试帖诗法阙如的情况下，上述蒙学诗法正是很好的补充。其中最大规模的编纂工程是山东巨野人李其彭所编《诗诀》十卷，乾隆四十一年徐子素刊行。李氏编著有《论诗尺牍》、《唐试帖分韵选》、《四声韵贯》等多种诗学书籍，都成书于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间。《诗诀》汇集古今诗话21种，其中包括《试帖定式》在内的若干种为李氏本人所辑。广采前人论诗之语，包括体制、声律、篇章、病犯、诗体、技法等内容，既便于初学，同时对传统诗学资料也是一个大规模的整理和总结。这类书籍通常都被视为广义的蒙学诗法，与试帖诗学尚有区别，但此刻却因功令试诗的机缘大量编辑出版。这提醒我们，功令试诗对诗坛和诗学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试帖诗学的范围。这不是三言两语即可概述的问题，现在首先需要弄清的是，功令试诗对试帖诗学的影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了试帖诗学的研讨?最近已有学者触及这一问题，(43)但相关研究仍处于草创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