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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如何与政治联姻 百年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结下的不解之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失败的教训明显地表现在“左联”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七年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文艺创作中，此外也隐性地表现在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反本质主义思潮之中。这些教训主要有哪些，并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首先，从文学反映的政治内容来看，“左联”文学表现了“小政治”，“文革”文艺不仅表现了“小政治”，而且表现了“坏政治”。所谓“小政治”，就是“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文学被要求及时地宣传、完成这些政治任务，充当图解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文学自身的独立地位和存在价值也就丧失了。因此，邓小平在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提出，“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8］。1980年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又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这里的“政治”指“小政治”；同时又提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这里的“政治”指代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的“大政治”［19］256。基于“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19］163，所以邓小平要求文艺的政治使命就是“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所谓“坏政治”，就是“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极左政治，它无中生有，认友为敌，大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弄得民不聊生。文学为这样的政治摇旗呐喊，产生的结果就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于这种恶果，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是有切肤之感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必须对政治主题有所表现，那么它表现的只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好政治”。 其次，从文学创作应当拥有的心灵自由来看，“左联”到“文革”时期的文艺被“小政治”剥夺了创作自由，造成了阿谀逢迎的“歌德文学”、御用文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曾长期推行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中的政治，如果真正是‘大政治’，也还好说，而实际上主要是‘小政治’，于是文艺失去了自由和自在，更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内政治自身的‘左’的错误，于是导致中国文艺过分的政治化与审美性的流失，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狭窄，直至‘文革’中陷入绝境。”［4］ 众所周知，创作自由及由此产生的创作自主，是成功的艺术创作的心理保障。文学虽然应该与政治有关，但政治不应强制性、行政性地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应该给作家以创作自主和自由。这种自主和自由不仅表现为作家有权选择与政治无关的文学创作，还突出表现为作家在描写社会政治生活时有权作独立自主的反思和批判。关于兼顾文学的政治品格与创作自由的关系，陶东风有一段甄别颇为中肯：“文学必然具有政治性，但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工具论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研究与文学工作者造成的灾难想必大家都不至于忘记。正因为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人对于文学自主性的要求，争取的实际上就是文学可以不为政治服务，尤其是不为狭义的特定政治服务的权利，而不是从学理上否定文学在客观上具有政治性。这是一个否定性的规范性陈述，而不是一个肯定性的规范性陈述。”就是说，规定文学可以不怎么样，而不是规定文学必须怎么样。“这种文学自主性的获得是包括政治家与文学家等社会各界人士在总结了沉痛的历史教训以后才实现的，它因此才得到当时那么多知识分子的拥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应当珍惜这种自主性并进一步维护与扩大这种自主性。”［8］虽然伟大的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应当承载代表公民诉求、反映人民关切的民主政治主题，但如果某个作家有意躲避崇高，或力有不逮，他仍然可以选择花前月下个人悲戚的起诉、柴米油盐身边琐事的描写、平平仄仄纯粹形式的实验，别人无权干涉。反之，如果作家满怀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和公共关怀，致力于通过文学介入政治，或对现实政治的缺失表示反思和批判，或为现实政治的成绩歌唱赞美，那也都是他的自由。值得说明的是，文学需要的“好政治”作为民主政治，本质上属于“自由政治”，是“每个主体的自由的实现”［2］116，能够赋予并保证每个作家在创作中有各种政治选择和独立思考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保证艺术创作成功的关键。 再次，从文学自身的特性来看，“左联”“文革”文艺成了政治观念的传声筒，概念化、口号化、公式化倾向严重，“文学”异化为“非文学”。这种弊病，早在“左联”文艺作品中已不鲜见，发展到“文革”文艺创作中更加深重。人物形象脸谱化、扁平化、单一化，结果导致文学失去了自身的审美特性，失去了艺术特有的感染力。“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人们对文学自律或内部规律的强调，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或形式属性的探究，对“纯文学”或“文学性”的热衷，乃至对人物形象主体性、情感性、丰富性、真实性的追求，无不缘于对“左联”文艺到“文革”文艺造成的非文学、非艺术、非审美、非形式偏向的矫正诉求。毫无疑问，文艺不等于政治，它有自身的特殊属性和独立地位。即便文艺不能脱离政治，也应当确保以审美方式去表现政治主题。童庆炳指出：“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批判了‘文革’时期的文艺极端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做法，并冲破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思想束缚，也从长期以来就规定的文学的特性是‘形象’的单一理解中解放出来，特别是80年代掀起的‘美学热’的滚滚浪潮，使大家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特性是审美的认识。”［20］于是诞生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新命题［21］。其实，文学的特征是“美”，这是西方传统文艺理论的一个经典观点，也是中国现代以来“文学”概念从古代广义的杂文学转向狭义的美文学的根本标志［22］。新时期出现的“文学是审美的意识形态”说，不过是“文学”要求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文学的审美特性是什么？阐释多有不同。笔者的理解是形象性、情感性和纯形式性［23］。文学不仅应以饱含情感的生动形象打动读者，而且要以使人愉悦的形式结构去感染人。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反本质主义思潮中对文学的本质属性、审美自律的否定，使得文学受到了不亚于政治力量的又一次解构。“80年代以来，我们毫不犹豫地将纯文学作为‘现代’‘正确’的文学观念加以拥戴，不耐烦政治的纠缠，发誓要一刀切断文学与政治的联系，要挥手将政治的影响彻底打发掉。一句话，我们要让‘文学回到自身’。”［24］这诚然有完全否定文学的社会内容、政治联系的片面之处，以至于需要后来的文学再政治化加以补救，但要求文学以自身特有的审美的属性和方式表现进步的民主政治内容，则无疑是不能丢弃的合理成果。然而，进入90年代后，伴随着西方存在论、现象学、解构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大举涌入，文学上的反本质主义大行其道，经过艰难奋斗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属性和特征的认识成果被打着深化学理的旗号再次解构。于是世纪之交出现了“为文艺再正名”的思潮。它将新时期之初“为文艺正名”“回归文学自身”所积累的审美成就彻底摧毁，“文学本体”“审美自律”“独立性”“无功利性”“文学自身”这些概念到这时变成了极不讨好的概念，受到广泛否定和批判。“既然文学没有固定的本质，关于文学的这些概念的概括都会随着语境的变迁而变迁，‘文学自身’成为神话而受到嘲笑”［1］533。实际上，这种时髦而貌似深刻的“学理”探讨在逻辑上是很成问题的。试想：如果“文学”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什么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关于什么都不是的“文学”的讨论有意义吗？如果“文学”可以随着时代或读者的需要什么都是，我们岂不是全盘否定了新时期关于文学审美自律探讨取得的成果？我们岂不是应当为非审美、非艺术的“文革”文艺平反昭雪？ 综上所述，文学作为观念的艺术，既是形式的，又是有内容的；既是自律的，又是他律的；既是独立自足的，又是有社会联系的；文学的审美形式和自律决定着文学的本质特性和艺术品格；文学的社会内容、政治意蕴决定着文学的精神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文艺总是存在着与政治相联系的一面”，“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应该既反对文艺即政治的观点，也反对文艺非政治的观点”［11］。“文艺与政治互动共进，文艺便可因此得以吸纳时代风气，饱吮现实乳汁，赢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关注与热爱，文艺便会因此茁壮因此伟大。这便是文艺与政治的‘两利’‘双赢’关系。”［4］鉴于文艺与政治的相互联系，应当采用二维交织的复合视角加以观照：“其一是审美之维，即在审美场中从审美的视角去审视政治活动；其二是政治之维，即在政治场中从政治的视角去审视文艺活动。”［3］11如果在承认文艺与政治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基础上建构“文艺政治学”，那么，我们就应当得到如下共识：首先，“它是‘文艺的’政治学，不涉及文艺的自律是不可能的”［1］441；其次，“它是‘政治的’文艺学，不涉及政治的他律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文学”是可以被“非文学”的东西所包围而显示出无限丰富性的，但它的核心却是能够将文学的各种要素、特征等凝聚起来的属于文学自身的那个“文学”。对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拥有信心，才能揭示“文学”的真正性质，才能揭示“文学”与“非文学”的那些层层复杂的关联［1］600。这就是学界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百年论争中取得的共识。当前，深化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我国最大的好政治。文学应当积极介入这种政治，以审美的、艺术的形式，创造出反映时代特征和历史进程的伟大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