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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革命与新都市文化空间 任何一座城市的现代转型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西安的现代化发展也绝非就是在1911年10月才真正开始的，1911年只能是衡量这座城市变化的一个标尺而已。对于这场推翻清政府在陕西统治的革命风暴，迄今为止，文学中描述最详尽的，是创造社诗人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一著。王氏原籍陕西蒲城，其父一族常年居住在西安城。西安响应辛亥革命发生起义时，王独清还是一名少年，亲眼目睹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政变，于1930年代初诗人写下了《长安城中的少年》。作品叙述了19世纪末期至作者旅欧前在长安的生活经历，广阔的社会背景就是近代西安向现代转变的社会现实。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逃到西安，国难巨变中，现代之风吹进王氏宅院。到王独清10岁时，清廷已经开设国会1年，废除科举制已有3年光景了(1905年废除科举)，时代变革的狂潮冲击着西安城，王独清耳边听到的是徐锡麟、秋瑾、哥老会、刀客的故事。而令作者记忆犹深的莫过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西安城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在作者的描述下，农历九月初一中午，新军首先占领行宫，并将其做了革命武装的临时中央机关，接着巡抚、布政司、按察司被包围了，以农民为主组织起来的刀客和土匪队伍如大潮般涌了起来。城中家家门口都一边悬挂一面白色的大旗，上写“投降大汉”，而另一边则挂着一面红旗。城里的巡抚不见了，出现了都督张凤翙和大帅张云山。当时革命党上层人物基本上是由陕西三原和富平人构成。因为这两个县是陕西的商业城区，一般出大商人和留学人士。在革命狂潮中，王独清的父亲接触到一些新式人物，从父亲朋友那里王独清得到宣传新思想的《新民丛刊》，尽管所看的报纸距离其出版时间已相隔6年，但是通过它，“我知道了欧洲地学术，欧洲地历史，欧洲地政治和时事，我知道中国只是一个有值得记载的史迹而现在却是贫弱到万分的国家”[29]60。王独清正是通过梁启超所创办的《新民丛刊》了解到中国新的蓝图，从而开始向往新式教育，走向了新的征途。 毋庸置疑，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国家权力的转移，旧有的文化部门和设施被废弃，有的成为潜在的土地开发用地，有的则转化为新式教育机构，于是西安城里出现了更多的新文化空间，陆续开办了陕西大学堂、武备学堂、巡警学堂、师范学堂、女子小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新式教育机构。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可以说是对1920年代西安的新式文化空间作了一次详尽的展览，由于是亲历者，他的描述比任何一份历史文献资料都要真实，更具有生动性。1912年秦陇复汉军大都督张凤翙在西安创设西北大学，其前身是陕西大学堂，办学的人大部分是在日本明治大学速成班学了法政的留学生，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高等学府。1923年反动军阀刘镇华督陕时重新设立了“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工学院迁西安合并组成，继而迁至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后分立出“国立西北大学学校”，抗战胜利后才迁回西安，这就是解放后重新命名的“西北大学”。在王独清的描述下，三秦公学经常闹学潮，集中着许多倾向革命的激进分子，所以在王氏看来，“三秦公学底规模虽然赶不上西北大学，但是它内边也有许多部门，除了中学部而外还有高等英文班，留学预备科等等。在性质上说来，这是一个包括中学和大学预科的学校。……教员是在日本留学的也有，从上海和北京住了学校回去的也有。”[29]127三秦公学后改名为省立西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后又改名为农业学校，第一职业学校，后合并到第二职业学校，校址位于西安城外西南角，负郭而居，地址宽宜，空气新鲜，前有园圃50亩，分畦别部，栽植花蔬果木，以供园艺作物森林诸学程实习研究之用。 此外，尽管民国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在上海，文化名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图书的出版和选题策划均集中在这两个城市，但是这些大书局也在西安设立分馆，主要是销售本馆主办的用于各类学校的教材和其他一般图书，这样就带动起来西安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西大街的正学街，全长不过百米，就有印刷厂数十家，涝巷是雕版印刷年画及冥币的集中地，南院门、竹笆市则是书店，印书馆最集中的地域，有著名的世界书局、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西安设的分馆，三联书局更是当时进步青年经常光顾的地方。还有华西书局、大东书局、荣记书局、维新书局等也云集于此。当时陕西各种学校所用课本大多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一家名叫文化学社的出版社出版，西安市各种学校多数使用此四家出版机构的课本。 而对王独清影响非常大的则是“公益书局”，它是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由一个叫做焦子警的人“和进步人士张拜云、吴宝珊3人合资在南院门街路南租了3间木板门面街房，开设的。表面上是收购和销售各种故旧书籍、碑帖，往往能在这里买到名贵的古典著作，还兼卖文具、纸张，实际上是陕西同盟会秘密革命活动的据点”[12]155。这里的焦子警，根据《西安老街巷》以及《西安老街村》等资料确定此人应该叫做焦子静。“公益书局”因所处的地方狭窄，革命者来西安聚会不够住，焦子静便在南院门街路南，南院广场对面，买了一所有3间门面街房带一个大后院的房子。街房开书局并附设有“公益印书馆”，后院办有印刷厂，并将原“公益书局”改名为“含璋书局”，大约过了年余又改名为“酉山书局”，出售书报、纸张和印刷材料。并且根据需要秘密翻印革命刊物，也翻印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的课本和代印其他书刊，出售文化用品。事实上，晚清末年开创的“公益书局”不仅是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地方，也是他们宣传新思想的机构，陕西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夏声》刊物就是通过“公益书局”而宣传革命激进思想的，所以“公益书局”无疑是当时西安城重要的文化中枢之一，每天来往的教界人士络绎不绝。又由于外县的同盟会会员和进步人士常来书局居住，并与省城的会员、开明士绅们在此聚会，所以这里也是革命党人联络感情和交换工作意见的主要场所。当时陕西的同盟会能够团结许多士绅，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不言而喻，公益书局(“酉山书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辛亥革命后，“酉山书局”在陈树藩督陕，西安围城后和宋哲元驻陕时，先后3次因故被封闭，旋又复业。到1932年左右，该书局仍承印景梅九办的《国风》报和《出路》杂志等。以后因生意萧条，焦子静遂将南院门街书店的房屋出租给上海商人开的“亨利达”钟表店，将印刷机搬到竹笆市。 《长安城中的少年》中还提到“健本学堂”，它在西安西城“早慈巷”，是革命党的秘密机关，也是焦子静为培养革命人才和掩护同盟会开展活动所创办的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健本小学”，1948年移至咸宁学巷南口外以东，仍用旧名。除此之外，王独清还介绍了自己接触到的陕西本省创办的《秦风报》。这是一种权威报纸，每天四大张，评论是一篇文字相当长的文章，时评总有五六篇，还有至少二天一次的“杂俎”。王独清在《长安城中的少年》一书中不仅介绍了西安城内主要的文化空间，还描述了这些文化空间的动态发展。民国二年陆建章督陕，社会上出现了一群学生退学的风潮。然而，还有一部分青年因为烦闷而走上了革命的新路。王独清就认识了民党一位叫做姚树陔的人物，他在思想方面是很激进的革命家，又是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创办了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文化团体，叫作‘觉社’，那算是在长安——恐怕也是在全陕西——第一次出现的平民教育机关”[29]162。 晚清之际，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开放24处通商口岸城市，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城市几乎都成为中国后来的工业基地和现代化中心、文化重镇。而西安作为一座深处内陆的都市，尤其是拥有几千年的都城史，可以想象，在中国，没有哪座古都像西安这样，它的现代化转型举步维艰。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笼罩在西北黄尘飞沙之中的西安大街上出现了代表殖民现代化的碎石马路(这是中国挪用外国都市技术关键之点)，出现了新式的城市景观。毋庸置疑，传统的和现代的物质文化交织在西安，现代的新式文化空间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艰难地扩展着自己的地盘。民国时期的作家们从物质文化、历史遗迹、以及文化新空间视域勾勒出了这座古老城市古今杂糅，现代与传统交融的特色。尽管从声光电角度讲，西安的现代化发展还是那么的微弱，但是在民国作家们的笔下，我们发现这座城市的街衢发生了变迁，发现旧有的宫学、书院被新兴的学堂、书局、书店、报馆所代替。正是这些新的城市景观、新兴的文化空间的诞生，西安城逐渐走进了现代化城市的行列之中，尤其是这些新文化空间不仅培养了陕西大批的现代人才，他们很多走出西安，走向了欧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先驱和创建者，而且对普及陕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西安城市的生命力不断得到绵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