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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何写新闻 事件的传奇性是“已然”，小说除了记录“已然”，还要探究“已然”到来之前的路途以及“已然”的“未知然”，揭示这条路途上被忽视和遮蔽的幽微、复杂、温暖、丑陋和无奈，也就是要写出“使然”，然后才有“必然”和“信然”，也即神秘的命运感。 选择何种题材，对于文学创作，某种角度上是没有禁忌的，关键是怎么写。就《安慰书》涉及的“强拆”这一热点题材怎么写，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新闻事件和小说的关系，另一个是小说文本和影视文本的区别。 小说怎么完成对新闻素材的美学重构？新闻事件因为突兀、新鲜和传奇，特别容易进入小说家的视野。事件的传奇性是“已然”，小说除了记录“已然”，通常要做的是探究“已然”到来之前的路途以及“已然”的“未知然”，揭示这条路途上被忽视和遮蔽的幽微、复杂、温暖、丑陋和无奈，也就是要写出“使然”，然后才有“必然”和“信然”，也即神秘的命运感。在小说家的笔下，这些“幽微、复杂、温暖、丑陋和无奈”应该通过“逻辑性”来托举——哪怕这个逻辑本身也沾染上了“神秘意味”，才有“真实感”和“说服力”。《安慰书》的问题出在，从“已然”到“信然”这条应该仔细蹚的路，如今蹚得浮皮潦草，人物情感和行为动机都是外在的设计和偶然性的加持，而不是逻辑必然和性格使然，人物的命运因此不能打动人，人物形象也就不具有真正内化的色彩。新闻报道叙述完事件过程和结果就算完成任务，至于事件发生的人心走向、真实关联，记者不需证明。但小说不行，小说家是全息讲述，是先知，他要通过合理地讲述，填补新闻没有和无法叙述的罅隙，给世道人心一个合乎逻辑的阐释。 余华也好，北村也好，都在写他们认为的现实，都在努力接近现实，这一点特别值得赞扬。但《安慰书》写的人物和生活，显然不是北村的擅长。作家对新闻事件敏感，但对具体而微的人性没有探究、体察。比如，杀人案发生后，刘智慧主动并强烈要求为陈瞳出庭做证，这符合人物一贯性格逻辑：温柔、娴淑、善良。但后来又坚决残忍地拒绝做证，眼睁睁看着陈瞳被推上刑场，这有悖之前行为逻辑不说，也有悖之后行为逻辑——散尽家财做慈善。这种结局可以写，但要把转型的动机写得严严实实才具有合理性，而不只是付诸忧郁症、情绪化这样的表达。这个浮皮潦草，在《安慰书》是大错误。余华在《第七日》里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让一个死者的灵魂反观刚刚离去的世界，折射现实世界的倒影，这是作家的良好愿望。但是，余华这一“距离现实世界最近的一次写作”没有获得预期体认，不是公众对余华的苛刻，而是文本这种所谓“荒诞”的刻意设计没有演绎出应该有的“荒诞”，而显得平淡、无趣、没有冲击力。因此，无论我们如何喜欢《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第七日》的平庸和苍白都是显而易见的。 东西的《篡改的命》表现相对出色。小说写两代人命运的“传奇”，父亲汪长尺为了改变命运努力读书，高考达线后却被冒名顶替，在艰难坎坷的生活压力下，为了改变儿子的命运，他把儿子送到孤儿院，没想到，儿子汪大志竟然被当年冒名顶替自己的仇人收养，命运是彻底改变了，但亲父子却咫尺天涯：无论是名分，还是精神，都彻底地切断了。这部作品的高明，不在于写现实中的荒诞和匪夷所思，而在于作家借这个故事外壳写生活的艰难、人性的坚韧和巨大荒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