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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似茅盾这样试图打通中西贯穿古今的理论建构还是很匮乏，多半是取一方时兴理论中国化地时髦一阵，转而弃之不顾又趋其他。1930年代，在左翼蓬勃发展时代，我们有“左联”成立及与上海都市“新感觉派”文学一起被“京派文学”的创导者沈从文指责和否决的历史。左翼及现实主义文学由其本源历史意识，必然对商品化资本异化持否决，但“左翼”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又不能漠视与都市的关系，特别是与资本发展的关系。正如杰姆逊指出的，若是针对“不存在的现实”的现实主义分析，即“对象”—“货币”的探讨，现代主义的作品几乎亲近现实主义作品；同时现实主义亦可能是一种创作手法的“技巧”运用。杰姆逊说：“市场经济中的货币在你身上起作用，改变控制你的生活，但你却是看不见它的。”并认为，在描绘这样一种现实的作品中，茅盾小说却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杰姆逊说：“茅盾便是现实主义的集中表现，《春蚕》、《林家铺子》以及《子夜》都集中地描写了这种现实，特别是《林家铺子》中，货币的作用更明显。这一切当然都能在巴尔扎克的著作中找到，他的所有人物，都成了货币这一新兴现实的牺牲品和猎物，一切人际间的关系都和市场、货币有关系。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也许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经典的模式。”(22)杰姆逊关于茅盾的读解恰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证明茅盾的“载道”创作精神，茅盾似遵守信仰理念般始终强调光明积极的社会实践活动，由此而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在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在乡土文学中，特别是批判封建礼教的话语运用中，歧义不大争执不多；但是运用入现代都市文学，尤其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仅仅萌芽即被消亡或者转化，那么茅盾关于“货币”的现实主义实践，在5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中必然出现语境尴尬。作为政治意识极强的茅盾，一次次说明在“阶级社会”中的政治性，甚至将阶段性的阶级意识运用于创作方法讨论中，指出在这一阶段历程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具有“一元”决定论。《偶记》中，他说明在阶级社会里，也不能将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一概划为“反现实主义”，但他如同30年代的“第三种人”之论争，他认为在政治上，任何“脱离现实、逃避现实”的行动，都“实在起了剥削阶级的帮闲的作用”。(23)无论是关于资本市场的现实反应还是“载道”入世情怀，在1950年代，茅盾自己实际上都遭遇了“不合时宜”的时代语境。按照中国传统文人的意识走向，必然是儒道二路选择。茅盾的特殊性在于，如他否决白居易的晚期一样，“入世”的茅盾始终不允许自己走向“无为”之论，而是尽力做似拉辛的游龙变色。 1958年的《偶记》，貌似随意“夜读”随意“偶记”，其实重负累累，处境犹危，故此茅盾行笔有论有辩还隐含驳。茅盾《夜读偶记》历来都被认为是当代文学讨论现代派(主义)的重要文献，本文也因此而细读。但是根据《偶记》文本产生的时代语境及立论者的话语策略和言说内容，现代派(主义)只是一个替罪羊，是旁顾左右而言他的一种技巧方式；通篇根本没有真的去探讨现代派(主义)的主张，比如都市化的直觉反应、现代多重意识，以及象征等言说，《偶记》其实批判得含含糊糊。除了如高尔基的“颓废”、“消极”之批判外(何况这批判直接放于“消极浪漫主义”)，只有“读不懂”是茅盾特别清楚否决的。与高尔基相仿，茅盾对“象征手法”是肯定的，只是认为“象征主义”作为“世纪末”的运动，该抵制其“消极”，以防为“没落中的资产阶级帮闲”。(24)所以，笔者认为，茅盾《夜读偶记》是一篇针砭时政之文，与其说是“夜读”讨论而“偶记”，不如说是抒发话语权相争的情绪“离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