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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在20世纪交织的历史和对历史的解释中，重新创造当代中国的历史生成问题，所谓历史生成是指具有历史主体意识的叙事，如同1930年代的中国那样，在道路选择上有大的判断，或者提出有意思、有价值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故事”出现，将使得中国的本土化经验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历史和个人心理的剧烈变化，更加构成一种独特的中国现象和矛盾，如果我们的小说叙事无法将这些现象和矛盾呈现出来，或者说，如果对这些现象和矛盾的呈现，不是具有空间感和空间针对性的，那么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就会受到质疑。我们要持续追问的是，“中国故事”究竟应该怎么讲？ 需要指出的是，强调本土化经验并不意味着排斥世界文化，实际上，100年前的“五四”所蕴含的启蒙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完成，然而，正如五四运动本身所包含着的复杂面向，民族救亡的主题，某种程度上对应了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救亡”的主题。而且，当西方文化除了右翼保守的一面外，其余部分越来越走向后现代的终末时间，我们所面临的这笔启蒙的遗产，就变得更为复杂，虽然文化的发展基本上不能与“大国崛起”论简单地挂钩，但至少意味着，在世界文明的这种经纬图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路径来找到自身的位置，今天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去认知这个位置，而不是将它消解，不是将我们自身消解，而是为我们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提供尽可能成熟的叙事结构，和尽可能有生产性的叙事空间。 由此，“中国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一个理论问题，它首先需要作者、评论家和治学者对中国当代历史有广泛的认知，这一认知并非仅从知识的层面上达成，福柯、德里达等欧洲后现代哲学家已经运用了各种手段来证明，知识在各种意义上都可以被视作特定的权力运作场域，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分析权力的结构外，更需要的是辨析权力的性质：主权、生存权、发展权、性别权、话语权……这些大词划定了每一代人的具体的历史观，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关系制造出了无穷的叙事场域，在每一个具体而微的故事中，形成日常生活与经验的广大世界，同时也可以随时随地还原为某一种对历史的具体判断，讲述、定义或研究一个“中国故事”的前提条件，因此往往变成了历史观之间的博弈。 当今中国并不缺讲故事的人，缺乏的是具有历史观的故事，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误解，即历史观与个人经验、私人生活相悖，会压抑个人生活，而实际上，历史观可以是非常个人化的，它本身就是从每个人的生活经验，身体实存和感觉结构出发而形成的，它让人从凌乱的生活表象中锻造出形式和内涵，这一锻造的过程，是真正使得人从各种宏观或微观权力之中挣脱锁链，获得自由的过程，而这本身不正是所谓艺术的最好的定义吗？所以，害怕获得历史观的写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当代的写作，我们所说的“中国故事”正是由这种当代的写作而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