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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1990年代以来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与文化建构研究”，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5YJA751034)、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商人想象研究”(湘哲社领[2012]14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文忠，湖南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话语在中国社会高调出场；作为市场话语的应有之义，竞争机制、交换逻辑和“效益最大化”原则等经济理性规则，慢慢渗透入社会生活各领域，也以其特殊的运作方式塑造新的性别观念，对女性生存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市场化时代女性作为经济运行的独立主体，通过在市场竞争中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从而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其主体意识得到极大的唤醒。当然，在市场化时代的性别话语构成中，市场话语尽管强势，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话语的存在；国家话语、传统话语与市场话语一直纠缠在一起，时而对抗，时而分立，时而联手。①性别话语构成要素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为文学的女性书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驳杂的话语空间。女性在当下消费时代生存的悖论之境，亦使文学的女性书写中呈现出一种文化吊诡。而当代商界小说以其对市场经济的直接感应性，成为市场形塑下女性生存新景观的典型文本。 一、“崛起”或“陷落”：“公平”竞争和商界女性的“成功神话”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主张机会平等、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为女性发展提供了与男性机会均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商界，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社会竞争，利用新的机制和机会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凭借自己的主观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成功神话。 长期以来，商战生活中的主角由男性扮演，以相夫教子为生活轴心的传统女性大多生活在幕后。时代的变革激发了现代女性的敏锐和热情，等价交换原则可以破除个人之间的特权关系，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女性摆脱其最后的依赖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温情式保护)。②从商之风初露端倪之际，一些女性就已经投身到商海洪流之中，不再甘心依附在男人的羽翼下讨生活，不愿在计划体制内困守铁饭碗，逃离家庭，逃离“单位人”身份，毅然投身商海，走向自主自立，在商战风云当中展现了别样风采。 这种“逃离模式”普遍存在于女性商界生活叙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大量商界小说中，有很多女性的商业出击是建立在爱情、婚姻、家庭等现实生活失意的基础上的。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就基本上采用“情变之后的女性自强”这一类情节模式。如《第二春》中原安享富家太太生活的许曼明，一朝经历过情变之后，立志奋斗，最后开创品牌快餐连锁企业，走上了自立自强之路。《激情三百日》中的姜宝缘也是家变之后投身职场，变身为宝缘花屋的老板娘，由寄生虫的全职太太变为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其他如《豪门惊梦》中顾长基、《昨夜长风》中赛明军和《醉江尘》里庄竟之等也都在爱情或婚姻中遭受重挫，后改头换面，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投身到商业洪流中奋力拼搏，从弱女子蜕变成真正的女强人。 “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大陆女作家张欣女性叙事的常用模式。从她的小说标题来看，《爱又如何》《恨又如何》《岁月无敌》《一生何求》等等，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女性生存尤其是婚恋与家庭生活的无奈。张欣习惯于将她笔下的女性在小说的一开篇，就推入到“失业”或失意的境地中。这些女性几乎都在“逃离”，或逃离旱涝保收的“单位”，或逃离温馨安逸的小家庭，不再拥有对男性或者计划体制内的生存依附。但这对于她笔下的女性来说并非人生的绝境，失意后不自我放弃，而是自立自强，带来了她们人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如《纯属偶然》主人公何丽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贸公司打杂，毅然辞职来到了私营广告公司，被老板炒鱿鱼之后自找出路。而《掘金时代》中的穗珠放弃了自己轻松悠闲的工作，不甘心再过清贫安稳的小日子，抱着“人生在世总要风光几年再说”和“试试自己”的念头，当制药厂供销科张榜招人，毫不犹豫地选择揭榜，在竞争激烈的险恶商界中斗智斗勇，最后脱颖而出，成为“平安医药总汇”的经理。 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平台使得大量没有身世背景，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以职场为依托，靠自我奋斗来成就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女性在现实的商战以及文本中的商战叙事中越来越多地以主体身份出现，“女强男弱”模式成为叙事新形态。作者有意突显现代女性一改以往女性在职场中处于智力上的弱者和职位上的附属形象，常常安排这些“职场白骨精”在与公司多位男性的较量中获得胜利；在其形式上亦打破了以往商界职场小说作品中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机制，将女性塑造成了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商战小说中，这些商界新女性具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对事业和生活存有企图心，她们的奋斗目标绝不仅仅限于与男性争输赢，而是需要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潜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浮沉》中的乔莉自信地对中国赛思的前总裁程轶群说：“我要做这个行业最好的外企中销售业绩最好的人。”《争锋》中的女大学生衣云孤身在大都市奋斗，虽然没有背景，但拒绝做“花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楚的规划，对自己的职业理想有着坚定的自信。《荆棘舞》的故事主人公叶小荼大学毕业后放弃了被父母安排好的生活，选择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的一个竞争激烈的外资企业，在商海里奋力拼搏，成功升职为销售主管。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现代女性发出的自信的口号：职场荆棘丛生，我们要做最从容的舞者！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商界”给“新”女性们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带来了新生崛起的契机。但是，对于商界女性而言，迈出家门跨入职场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她们究竟在工作场域拥有多大的自由空间？经济与人格独立似乎也不再是问题，问题在于，基于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但胜负评判的标准，控制在谁的手里？我们不难发现，当这个标准还是由主流的男性社会所控制时，职场女性只有走“男性化”道路，才能获得成功。比如《输赢》中的骆伽获得“成功”的方式是“男性化”的：为了赢，她全方位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包括陪客户吃饭，拼酒，带客户卡拉OK；为了在以男人为主的销售战场上游刃有余，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甚至为客户去夜总会找小姐出钱买单。《格子间女人》中的谭斌七年职业生涯一直在努力设法抹杀自己的性别，从心理上彻底把自己变成中性人，因为这是一个坚韧的女性销售要想成功所必需的。《杜拉拉升职记》的主题看似在探寻女性如何独立和自立，但仔细分析可发现，杜拉拉的成功最终归功于对男性及权势的利用，对男性主权社会诸种规则的妥协。 在商界小说这一充满了文化吊诡的女性生存叙事中，我们可以质疑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商界活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成功神话；而这些商界成功神话是否可以等同于现代女性解放的神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