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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思维方式迥异：“整体”与“差异” 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学界的接受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变形，这里既存在着意识形态影响的“选择”与“缺失”，也显现着思想文化“聚和”与“聚合”之分，但是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的迥异无疑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尽管俄罗斯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都与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中国的古典艺术思想往往偏重于“整体性”的把握，无论是“诗言志”、“文以载道”，还是“风骨”、“神韵”、“意境”，都注重作品的“整体性”，注重一种整体的、统一的艺术的精神和气质。我们更加关注不同类别的艺术性之间的联系，努力发掘艺术所表征的共同的“志”和“道”。 而在俄罗斯艺术思想当中，艺术性并不强调整体的一致性，而恰恰要突出差异性、偶然性和每件艺术品的个性化特征，艺术的任务则在于区分每一种不同的艺术话语特征。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在《文学中的规律性与反规律性》一文中指出：“应该研究的不是艺术发展的规律，而是有规律的‘无规律性’。因为艺术是自由的，不属于规律性，而只取决于艺术的创造者。”⑨显然，在利哈乔夫院士的阐释中，艺术研究关注的是“个别现象”和“无规律性”，并非某种贯穿始终的精神。谢尔盖·丘普里宁在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今天：术语的生命》一书里，十分清晰地指出，学术术语是有生命的，对它的阐释是多元的，动态的，而并非确定的。⑩ 在接受苏俄文艺符号学的初期，我国学界受到中国古典文艺批评理论的影响，往往体现出“整体性”的接受特点，也就是习惯于分析归纳出不同理论家各自理论的整体性特征，例如巴赫金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所表现出的超体系的对话性，洛特曼囿于艺术系统内部构造的符号体系性，乌斯宾斯基符号学理论的语言学特征等。基于这样的接受理念与实践，中国学者曾经很少论及巴赫金理论自身的矛盾性，不太注重发掘洛特曼对艺术符号的文本意义生成机制的研究，也较少探讨乌斯宾斯基的符号学理论对诗学研究的贡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成为国内研究的焦点。实际上，巴赫金曾被西方学者和俄罗斯研究者定位为20世纪最主要的思想家之一，其重要影响力在多个相互交叉、彼此作用的领域里发挥作用。这些作用一方面遥相呼应，形成了巴赫金的整体风格，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产生了多重的悖论与矛盾，使得巴赫金具备了多重身份：哲学家、思想家、历史文化学家、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等。这一点仅从他的一些著述标题中就能管窥一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弗洛伊德主义评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论行为哲学》、《语言学、语文科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关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讨论巴赫金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就试图掩盖巴赫金思想中的许多矛盾。巴赫金思想也无法用某种理论的模板去归纳，不可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德国新康德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等。如此看来，对巴赫金的把握应该突破初期那种始终力图把握整体共性的窠臼，转而在明确巴赫金人文社会语境的研究主线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其理论多维度、多视角、多声部的应用价值与互动作用，内容涵盖作为文艺学家、语文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历史文化学家的巴赫金的复杂构成。以对话性研究为起点，更多的研究努力应该指向宗教哲学、道德美学、行为哲学、社会历史语境、“狂欢化”理论等方面的分析。在巴赫金与同时代主流学术思潮的关系方面，他也同样呈现出突出的矛盾性。巴赫金对形式主义发表过深刻的批判，同时他也吸取了形式主义的长处。巴赫金用开放性和对话的未完成性来反对结构主义的静态研究，但他又不主张解构主义，因为他仍然寻求语词的意义与可理解性。 与巴赫金的情况相似，中国学者也曾对洛特曼和乌斯宾斯基进行过“整体性”的梳理和把握。在洛特曼研究的初期，中国学者主要关注洛特曼的结构诗学理论，而且尽管研究角度逐渐放宽，但受到文献资料等研究条件的限制，“整体性”理解仍缺乏深度。在一段时期里，洛特曼关于电影美学和艺术符号学的论著成为了中国学界研究的焦点。直到新世纪来临之后，学者们才逐渐将研究视野从文本、文化延伸到符号圈等更全面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从电影等具体艺术载体出发，开始探讨影响文本意义生成的交际因素，以及艺术与文本之外的社会符号意义的生成机制。由张杰与康澄合著的《结构文艺符号学》(2004)是我国近20年来接受与研究洛特曼符号学的第一部专著，对洛特曼结构文艺符号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进行了阐述，并比较了洛特曼与乌斯宾斯基及西方结构主义学派之间的异同。作为前苏联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代表人物，乌斯宾斯基曾在中国主要被作为语言学专家来对待，即关注他对艺术文本的语言分析。其实，虽以结构主义为主导，但乌斯宾斯基的学术思想并不局限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结构诗学——艺术文本结构和结构形式的类型学》一书集中体现了乌斯宾斯基对诗学—艺术理论发展的贡献。为了重塑文本、创作主体、外部世界之间的关联，他提出了“视点”理论和基于该理论的分析方法，克服了结构主义文本研究的极端性，指出作品的创作主体和客体均能产生意义。 令人宽慰的是，中国学界已经意识到上述这种“整体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对立。近年来，在“对话”、“复调”、“未完成”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界已经开始改变艺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在接受的基础上，对苏俄文艺符号学进行了深化和发展，采用动态的方式去进行研究。中国文艺批评界逐渐深刻地意识到，在探讨复杂的文艺现象时，不能仅仅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思维范式，而应该采用与研究对象一致的艺术思维范式。其实，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文艺现象都是由各种复杂的因素所构成的。文艺批评的任务不应局限于归纳或揭示艺术文本的某种主题思想或艺术风格，而是要努力去揭示艺术现象之间的差异，各种现象的独特个性，并发掘艺术文本的无限可阐释空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