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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说丛话》中梁启超对《桃花扇》的评论 1903年初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在航程途中，他随身携带了一部《桃花扇》“借以消遣”，在阅读中，他“偶有所触，缀笔记十余条”(26)。回到日本后，这些“笔记”被其同人看到，给予赞誉和肯定，说“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27)。于是大家商议共同撰写相似体例的文字，在《新小说》上次第刊出，遂以《小说丛话》为名，成为《新小说》的一个固定栏目。《小说丛话》第一次刊出在《新小说》第7号上，“泰西诗家之诗”一则末有注文：“以下七则癸卯正月饮冰太平洋舟中作”，可知其中梁启超关于《桃花扇》的七条就是他于航海途中在船上所作(28)。 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对于《桃花扇》的评论，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桃花扇》作为传奇戏曲的文体归属和文体特性。梁氏的同人看到那些包括评论《桃花扇》在内的文字，而称为《小说丛话》，又以《小说丛话》之名发表于《新小说》，戏曲和小说两种文体的分别似乎模糊而又淆杂。其实梁启超的《劫灰梦传奇》和《新罗马传奇》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时，也是归于“小说”一栏的，同时“小说”栏也登载有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梁启超(及其同人)在使用“小说”这一概念时，是偏向于传统的认识范畴的，在确认其内涵时更注重内容的特点，而不是形式的特点，使得其外延接近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但其间又无价值地位的褒贬。他们混同“小说”和戏曲，当是因为看重两者共有的虚构性。这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而是中国古代和近代新旧古今文学理论转换共存时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观念。梁启超在“小说”和戏曲概念的区别和使用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又因时制宜。但他对于戏曲本身性质和特点的体认，还是比较清楚的。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的约请作《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将《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元明清人曲本”列入“韵文书类”，而不作为未列入的小说类的范例，尽管有作文的特殊语境存在(如针对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小说类畸重)，还是可以看到梁氏对小说和戏曲的差异是清楚的。 而在《小说丛话》“泰西诗家之诗”一则中，为与西方诗歌颉颃，梁启超将诗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中国的诗在广义上，不仅包括纯粹的诗，还包括“骚”、“乐府”、“词”和“曲”。词曲方面“近世大名鼎鼎之数家”，梁启超举出了三人：汤显祖、孔尚任和蒋士铨(29)。在1902年6月发表的《饮冰室诗话》的末一则中，梁启超举出西方的荷马、莎士比亚、弥儿顿(即弥尔顿)和田尼逊(即丁尼生)，说他们的长篇“诗”“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而反观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差可颉颃西域”(30)。但细细考察对应的“长篇之诗”，杜甫的《北征》、韩愈的《南山》“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孔雀东南飞》又“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31)。到了文末，透出写作目的，是为推崇和赞扬黄遵宪的诗歌，便不免既显得偏重于个人喜好，又因朋友同志之嫌而略觉结论勉强。到了《小说丛话》，同样是中西对比，西方诗人的代表被换成了荷马、但丁、拜伦和弥尔顿，中国诗歌的代表仍是《孔雀东南飞》、《北征》和《南山》。为了与西方诗人诗歌争胜，梁启超将“诗”按广义和狭义析而为二，将长篇的戏曲划入广义的“诗”，以显示中国诗人诗歌不在西方之下。这不仅反映着他视野的扩大、认识的深入，同时也是由结论出发而采取的论述策略。曲体本身在古代就被称为“词余”，词又被称为“诗余”，作曲往往也同样称为“填词”。在古代，普遍的看法是曲词的重要性大于说白的重要性。梁启超自身的认识，如上所述，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将戏曲列入“韵文书类”。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列举的作品，也包括《桃花扇》。同为“谈话体之文学”(《小说丛话》序)的《饮冰室诗话》和《小说丛话》，毕竟与严谨、规范的学术论文不同，可以畅所欲言、随意挥洒，即使前后结论不同，但也各自有凭有据。《小说丛话》的论述也不妨看作是由结论出发、由意气出发，梁启超为使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平起平坐”而采取了特定的策略。 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对于《桃花扇》的评论，主要是三个方面：“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和“寄托之遥深”。先说“寄托之遥深”。这是梁启超喜爱和重视《桃花扇》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桃花扇》得到梁启超的青睐，是其内容和梁氏个人思想、时代背景遇合的结果。在中国近代清廷腐败、国家危亡之时，梁启超为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积极推行改良维新、开启民智，“文学改良”的倡导与此有关，其中“政治小说”等的译介、创作更是有特殊的目的和深意在。孔尚任自身就称《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试一出先声》中老赞礼语)。《桃花扇》所反映的事件又是“数千年历史上最大关系之事迹”(《小说丛话》)，彼时的社会情势又与晚清近似，从前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外有清兵入关和南下；而梁启超评论《桃花扇》时，中国对外已经受了六十年的深重屈辱，对内又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关于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的思想倾向问题，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20世纪60年代更是引发了一场学术界的大争论。梁启超的意见是“《桃花扇》于种族之戚，不敢明言。盖生于专制政体下，不得不尔也”(32)。这既非他受前代论者影响的结果，也不是细读文本所得出的结论，而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看法。后来他在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演讲中，引述《桃花扇》第三十八出“沉江”的几支曲子后，就说：“我自己对于满清的革命思想，最少也有一部分受这类文学的影响。”(33) 平心而论，在结构和文藻两方面，梁启超对《桃花扇》的评论并无多少新见，没有超出前代人的见解，甚至没有超出孔尚任自己的陈述。梁启超说《桃花扇》试一出“先声”和续四十出“余韵”是孔尚任的“创格”，“前此所未有，亦后人所不能学也”。实际试一出“先声”原文的出末总批已经言道：“首一折《先声》与末一折《余韵》相配，从古传奇有如此开场否?然可一不可再也。古今妙语皆被俗口说坏，古今奇文皆被庸笔学坏。”续四十出“余韵”的第一条眉批也说：“大笑三声，乾坤寂然矣。而秋波再转，余韵铿锵，从古传奇有此结场否?后之作者若效此，又一钱不值矣。”比梁启超的论述展开得更充分。梁启超说：“《桃花扇》中之老赞礼，云亭自谓也。”续四十出眉批中也早已明言之。尽管如此，《小说丛话》的有关论述，还是可以让我们得以集中地考察梁启超对《桃花扇》的接受情况。梁启超既认为《桃花扇》是反映“民族之戚”的，它也就是“一部极凄惨极哀艳极忙乱之书”、“一部哭声泪痕之书”，能使得读者产生“无限感动”。这可以说是梁启超由自己的阅读感受，而揣想《桃花扇》读者的普遍接受反应。梁启超又由自己的阅读感受为指导来反观本文，于试一出“先声”中老赞礼所言的“日丽唐虞世，花开甲子年；山中无寇盗，地上总神仙”和“最喜无祸无灾，获了九十七岁”这样通常被认为是孔尚任有意赞颂当朝统治的语句，都认为“乃伤心语也，为当时腐败之人心写照也”。他还推己及人，对于《桃花扇》读者的接受效果有着自己强烈的期待和要求，说：“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梁启超还认为《桃花扇》中的“沉痛之调”，以《哭主》和《沉江》两出为最。他经常念诵的包括前者中的“胜如花”曲，和后者中的“普天乐”曲，“每一读之，辄觉酸泪盈盈，承睫而欲下”(《小说丛话》)。这并非夸张。梁启超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都念诵过《桃花扇》。梁实秋曾经在回忆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中记述，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做《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演讲时，当“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巾了!”(3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