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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入生活” 在“十七年”的文学环境中，“深入生活”作为对作家的基本要求被反复强调。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言：“既然文艺的接受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28)“深入生活”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了解、熟悉工农兵；二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十七年”作家“深入生活”的潮流，正是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指南。卞之琳在谈到自己的下乡生活时，就强调：“下乡生活，实际上就是下乡工作。‘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生活的态度决定了，工作方式就可以考虑。”(29)谷峪这样描述在农业合作社的体会：“在合作社里，表现最突出、最活跃的是男女青年。他们真正通过劳动获得了平等地位。在社员大会上，他们勇敢地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大胆地批评别人和领导上的一些缺点。他们那种热情、率直的生活态度，时时给我很大的教育。”(30)李季在谈到下厂生活问题时，认为：“既然作家的风格各不相同，作品的主题、题材各不相同，作家的经历、修养和创作意图又各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的多样性。除了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参加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这一原则之外，我想别的统一适用的方式是不存在的；即使有，也行不通。”(31) 中国作家协会在其工作计划中，始终将组织作家“深入生活”作为重要任务。譬如，“一九五四年作家协会继续组织作家二十人左右深入生活”(32)；1955年“继续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并帮助作家从多方面去反映当前生活中的各种重要斗争”(33)；在《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到1967年的工作纲要》中，对“深入生活”的规划更加全面和细致：“帮助作家深入生活，加强创作劳动。推动和协助职业作家经常地深入到广大人民中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间断地进行创作劳动。注意发现各个岗位上的业余作家，帮助他们取得进行创作活动(包括深入生活和创作)的必要条件。对于在作家协会机关中担任组织工作的作家，实行每年二、三个月和每周两天的创作活动时间的制度。此外，还可根据必要和可能的条件，给其中某些作家以更长的从事创作活动的时间。作家协会的各报刊编辑部的编辑人员，每人每年都要有一定的时间下去了解人民生活。”(34)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创作委员会这样反思组织作家体验生活问题的不足：“在指导作家深入生活上，虽然也强调了应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但是却停留在一般要求上，没有指导他们深入的研究体验过渡时期这一个充满着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生活，没有强调在生活中随时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蚀，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35)这从反面凸显了“深入生活”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是作家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作家郑文光因为“严重抗拒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在他下放的前十个月当中，竟先后赖在北京达一百零八天之久”，被“河北省怀来县人委”给予行政记大过的处分；“作协下放干部小组”认为，他的表现“已经充分暴露了他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思想立场，暴露了他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王国”(36)。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组织作家到农村去，这是当时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中心任务。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到农村“深入生活”也成为作家不可或缺的功课。1955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作家、艺术家“趁着运动的高潮，到农村中去，到那里去增长才干，锻炼思想，取得创作的灵感”(37)。为了推动这一潮流，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具体的工作方案：“为了帮助作家了解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及更好地反映农村的新面貌，作家协会正广泛地动员、组织作家下乡。拟分为下列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以农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他们以农村为生活根据地，或者可以较长期地深入农村生活；第二种方式：因故目前不能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作家，可帮助他们抽出一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第三种方式：因其他工作任务繁忙，只能以较短时间(三、五天或十天半月)到京郊或河北农村作参观访问。”(38)在这一潮流中，大批作家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深入农村的作家，分布地区相当广阔。到四川农村的有沙汀；到山西农村的有赵树理、西戎、束为；到河北农村的有林漫、谷峪、李方立、张志民；到陕西农村的有柳青、马健翎；到浙江农村的有陈学昭；到福建农村的有谢冰心；到江苏农村的有逯斐。部队作家徐光耀、陆柱国和西虹，已经前往黑龙江农村。碧野早于今年二月到达新疆乌鲁木齐，现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农业建设第二师深入生活。白薇在黑龙江省查哈阳农场已经三年，她准备继续留在那里，生活一个时期。周立波已于十月五日抵达湖南益阳，桃花仑乡竹山湾。”(39) 进入1958年以后，“深入生活”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明确规定：“今年要有四百个到五百个作家长期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林区、渔区、牧区、水利工程和勘探工程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它地区群众生活中去。要使全国所有业余作家(年老生病者可以例外)都有机会去接触群众生活。作家协会和分会要为此订出规划，适当安排，把这个制度固定下来。”(40)“为发展和繁荣创作，鼓励作家深入基层生活，进行锻炼改造和从事创作，保证作家的创作条件”，作家协会制定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作家贷款和补助金的试行办法》，从1958年2月2日开始实施，生活困难的作家可申请贷款，“贷款一律在三年内无息归还”；因“深入基层生活”而导致稿费和薪金收入过低的作家，可以申请补助金(41)。也就是说，“深入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性的、持续性的制度安排。1959年2月18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的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议上，邵荃麟谈到1958年作家“深入生活”的统计情况：“去年一年内，全国作家除了担任工作的以外，绝大多数都下去了。据不完全统计，总会会员深入生活的作家160多人，占总会会员百分之二十七强，其中深入农村的占百分之五十四强，到工厂的占百分之二十，部队百分之五，参加其他基本建设的有百分之二十(分会会员没有统计)。”(42)张永枚在其《三年创作规划》中表态：“每年要有七个月以上的时间深入连队或农村，和士兵、农民同吃同住，基本上同操作同劳动。并争取在一个连队建立生活根据地，永不失掉联系。”(43)孙芊在《三年创作规划》中谈到1958年的计划时，也有类似表述：“本年以参加农村劳动、深入生活、彻底改造和锻炼自己为主。”(44) 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作家的知识分子色彩褪去，逐渐向劳动群众靠拢。“深入生活”潮流的目标是引导作家以工农兵的思想感情，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和劳动。195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有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把“深入生活”提高到“思想改造”的层面：“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有一支彻底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而建立这样一支队伍的唯一途径，就是要使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密切结合，他们应该永远生活在群众之中，应该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45)1958年6月6日至9日，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团委员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邵荃麟在第二次讲话中说：“群众创作力量是伟大的。什么叫专业作家？过去的解释是，什么也不干，住在北京或上海写东西。现在都下去作实际工作，应该不是什么专业作家了。”(46)随着群众文艺运动的广泛开展，文艺界开始提倡让工农兵自己表现自己的世界。1958年第10期的《作家通讯》发表短论《推动全面 抓住重点》，倡导群众创作运动：“搞起群众运动的地方，大大小小卫星的苗头儿就开始出现，创作热情就热火朝天，事情就大有希望。反之，不搞群众运动的地方就没有劲头，没有声响，即使那里有几个作家和爱好者，也显得孤单无力。”(47)在“大跃进”运动中，“革命回忆录”和“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写作热潮的兴起，使得个人化的写作逐渐边缘化。《作家通讯》在不署名的短论中强调：“就是不是集体写作，也应当尽量运用集体力量。文学创作，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从本质的意义看，都是一种集体的事业。”(48)军队作家陆柱国极为推崇“和群众共同创作”：“九月末，我和闻达、王军同志到福建前线去编写一部反映鱼雷快艇战斗生活的电影剧本。时间很短，一个月要写出初稿；而我们几个人对快艇部队又不熟悉，甚至连快艇也是第一次看见。因此，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我们找到了战胜困难的方法，那就是：发动群众，和群众共同创作。”(49) “深入生活”有助于深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避免创作中面壁虚构、胡编乱造的现象。但是，统一组织的大规模方式往往流于表面，效果不佳。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小组会上，魏金枝认为，“有些人到生活里看不见东西”；陈残云指出，“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参观访问的多，扎扎实实长期深入一处的少”；柳青则强调，“生活是重要的，但要会生活”(50)。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倡言：“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51)对“自觉”的强调，意在改变作家被动适应的状态，体现出对作家个体性、主动性的尊重。在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作家协会依然重视推动作家“深入生活”。1984年5月4日至8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以研究作家深入生活为议题的工作会议。在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与会者认为，“对深入生活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和处理”，“要避免以往工作中的一窝蜂、一刀切、一风吹的现象”；张光年、冯牧主张，“组织作家深入生活要‘三多’，即多方面、多方式、多渠道，并做到因人、因地、因事制宜”(52)。这样既避免了管得过多、管得过细，又减轻了组织机构的负担、发挥了作家的主体性，为创作打好坚实的生活基础，使得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创作风格也逐渐摆脱一体化的格局，日益多样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