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对文坛最大的不满是庸俗与虚无。鲁迅在翻译青野季吉的《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时注意到这样一段话: 现在的作家,大大小小,都受着自然主义运动的洗礼的。因这缘故,便大抵带些无理想底的心境,即虚无底的心境。加以现在的作家,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作家罢,而有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或颇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心境的。这也是使他们怀着虚无底的心境的原因。(15) 这样的陈述,有一种自我否定的力量,对照中国文坛的一切,也不是没有参照价值。中国的文人在译介西洋理论的时候,虽然也批评过中国的文坛,但似乎成了真理在手的上帝,别人均成了恶魔。日本知识界是在真诚地翻译域外的理论,在思考一些问题,但中国知识界的耐心不够,对外来思想的理解的皮毛性也是值得反省的。如此说来,我们还在老的路上,名词新了,精神还在旧路上,并无新鲜的所在。在翻译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时,鲁迅于“小引”里有这样一段话: 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了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经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藉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嚷“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16) 日文对俄国世界的描述,由于语言的隔膜,在韵律上是有别的。鲁迅在日译本里找到了较为满意的,就进行了转译。其间主要是对文学作品的转译。因为害怕其间翻译失当,也从德译本进行了校刊。 比如关于托尔斯泰,鲁迅曾十分想得到关于他的传记的文字,寻了许多外国书店而不得,只好从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新露西亚文学研究》转译。1928年,日本国际文化研究所编译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就引起鲁迅的注意,而藏原惟人《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也是鲁迅指导许广平译的。有趣的是,鲁迅还据日本经田常三郎的译本转译过卢那察尔斯基的《托尔斯泰和马克思》。联系他自己收集的托尔斯泰的译本,则很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位俄国作家的印象了。 鲁迅对日译本的关注,和他晚年的文学实践活动不无关系。他认为域外思想固然丰富多彩,而真有价值的也许只有俄国的文艺。这个思路给他带来了自我更新的刺激,也带来了相关的问题。因为过于集中在俄国的资源上,对俄国文化相异的存在缺少对比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残酷的环境里,他无法进入文化的多元的世界,历史给他的时间太少了。 从其保存的日译本俄国作品看,许多的翻译是认真的。那些小说、诗歌,都与纯粹的本土文学不同,有另类的意味。而理论文章的译介,亦多佳作。鲁迅晚年对俄国理论的热情,超出一般作家。他由托洛茨基到卢那察尔斯基,看到了批评的另一种美。他对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文章的转译,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期待。 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分别从尾濑敬止、中杉本良吉、金田常三郎、茂森唯士、藏原惟人的译本转译而成。在谈到藏原惟人的译文时,鲁迅说: 原译者按语中有云“这是作者现实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基准的重要论文。我们将苏联和日本的社会底发展阶段之不同,放在念头上之后,能够从这里学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关心于文艺运动的同人,从这论文中摄取得进向正当的解决的许多的启发”。这也是可以移赠中国的读者的。还有,我们也曾有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有更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17) 鲁迅看日本思想者的文章,感受到一种研究的深度,他们一方面译介作品,一方面从世界视野里瞭望文学的发展过程,在态度的认真和研究的刻苦上,都值得中国人的学习。从鲁迅的翻译与收藏看,藏原惟人对鲁迅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俄国革命文学的理解,鲁迅是从他的文章里感受到其间的主旨的。 藏原惟人对俄国文学从托尔斯泰到法捷耶夫的历史的描述,看到了俄国文化发展的轨迹,也点到了其间的要害之处。就是革命的政党意志进入了文学。在托尔斯泰的时代,文学是个人与世界的对话,乃自我意识的扩张,有自我焦虑的突围。而到了法捷耶夫那里,个体精神的问题只能够在团体的世界里得到解决。鲁迅看到了俄国解决知识分子困境的办法,这对他是有吸引力的。日本左派文人译介俄国文学的目的明显,就是要直面自己的问题。那些问题的提出,是在与新俄文学的对话里完成的。 1930年,鲁迅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就引用了藏原惟人的文章,对革命文学与小资产阶级文学进行了区分。(18)藏原惟人在这里礼赞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的特点是有组织性。对此鲁迅一定感到新鲜。但如何组织,谁来组织,组织的形态如何,鲁迅都不知道。他后来所唯一知道的是,中国“左联”的组织活动,是有问题的。苏联的组织形态对于鲁迅不过一个美好的符号。在纸面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里,有很多不能通约的存在。 在面对新俄文学的时候,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话题依然保持着兴趣。法捷耶夫给他的启示不都是革命的对错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的有限性。而他在列宁主义已经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依然欣赏被逐出共产党的同路人的作品,对《城与人》《竖琴》别有心解。由此他还从法国的纪德和德国的乔治?格罗斯那里,对照审视知识群落的自我调整。他从日本译本的不同观点的文本里,寻找着解决困顿的办法,那些尖锐的批评文字和与现实周旋的文字,与其说是坚信了自己的道路,不如说是在修改自己的道路。他从俄国文学里增加了现实批判的勇气。 在驱赶他之所谓“鬼气”的时候,他的困惑也一直挥之不去。强化了解放自己的思路过程,连带也产生了诸多的疑问,比如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差异,勃洛克和高尔基的不同,普列汉诺夫何以被列宁主义取代,等等。所熟悉的那些同路人的作品,那些作家的感伤的、灰暗的体验,对鲁迅都有相同之处。但这些却是行将消失的存在。他由此而体悟到,自己也是一个即将被扬弃的旧的知识人;从俄国的大变动里,看到自己的未来不能不面对的命运。那些痛苦的、快乐的、忧伤而期待的文字,仿佛无数灵魂的跳动,也与其有着默默的攀谈。鲁迅由此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谈及此类话题时,坦然讲到个人主义的问题,讲到自己的局限性。而那些改造社会的革命者,多是没有旧文人气的。鲁迅在与那些陌生的存在的对话里,渐渐告别了自己身上的旧的遗物和灰暗之气。 这个对话的过程,是他的自我怀疑的过程,也是构建批评思维的一种精神律动。鲁迅不是为了解决信仰的问题而进行对话的,而是如何像日本知识界摄取俄国文明那样形成自己的批评的话语。他从俄国文学那里既看到了革命的话题,也意识到如何自我突围的重要,即克服自己的旧时代的痼疾,在火中获得新生的可能。鲁迅既没有停留在普列汉诺夫那里,也没有歇息于列宁的世界中。他对俄国文学的选择更多是自我审视的需要。这是一个审美的期待,也是自我意识的拷问。他借此而对中国问题进行重新处理,多了怀疑主义的成分,“终于信仰”与否还是一个问题。 研究鲁迅的晚年思想,翻译实践所折射的话题,可以瞭望到他内心最为本然的存在,但他的疑惑、徘徊的阅读状态也可见到一二。不过,他的许多文章没有提及于此,深层的存在还值得我们细细打量。我们由此可以见到以往的论述里片面的存在,它们把不确切性的深层因素遗漏掉了。对照那些译本,有时候会发现鲁迅对一些观点的借用和转用,有时候则能够体会到他“左”转的心境。鲁迅收藏域外图书、翻译俄国作品的过程,是与异质文化对话的过程,在对话里,自己的缺欠才能够清晰,而自我与他人的联系则更为深切了。假如没有这样的对话,晚年鲁迅则无法摆脱更大的寂寞。 我以为抓住鲁迅的这个状态,或许能够使学界对他的描述,从列宁主义的本质主义中移开,进入更初始的状态。鲁迅与同时代的左翼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把自己打扮成天使,而他者皆为恶魔。他是带着对自己的怀疑的态度,与那些陌生的存在进行交流,以疗救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研究如果忽略他始终是一个怀疑论者,那就可能把鲁迅置于封闭的描述系统,也就无法证实这样的事实:这个思想者何以在喜欢托洛茨基之后又远离了托洛斯基,欣赏列宁的思想而在本质上是非列宁主义者。研究的任务之一是去掉幻象,看到我们觉得“所以然”的事实而不是“非所以然”的存在。鲁迅不是一个独断论者,他永远在寻找着什么,他一方面直面着现象界,一方面与多样的精神群落对话。他的智慧诞生在多维的交流里,也诞生于默默攀谈的静思中。我们的研究是否应从这个的视角瞭望他的存在,以矫正以往研究思维里的问题?鲁迅的表达体现出思维的无限种可能性,自然,研究也相应存在着无限种可能。那些文本给我们的非结论性的、带着鲜活生命气息的空间,实在值得我们重新去面对、重新去阐释。而研究鲁迅,本身不就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和审视自我的过程吗? 注释: ①《鲁迅全集》4,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09页。 ②④⑥叶渭渠编选《日本随笔精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40、202、146页。 ③《鲁迅译文全集》4,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⑤[日]永井荷风:《法兰西物语》,陆菁、向轩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页。 ⑦《鲁迅全集》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5页。 ⑧《鲁迅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3上海)内部印刷稿。 ⑨⑩(11)(13)《鲁迅译文全集》4,第37、41、50、127页。 (1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4)(15)(16)《鲁迅译文全集》4,第110、144、161页。 (17)(18)《鲁迅译文全集》4,第388、247页。 (责任编辑:admin) |